作者：逸柳的知行之路

来源：逸柳投研笔记（ID：ealiu_investment）

文帝即位的时候才二十三四岁，正是青春年少，在他执政初年也是比较贪玩，经常带着一些跟自己年龄相仿的臣子出去打猎，击兔捉狐，不过尽管他喜欢去玩，但是在与此同时，他还颁布了一道诏书，内容是这样的：

“群臣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之所不及，匄以启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

翻译出来就是：“各级官员们，平时都要认真思考我的过失，也要多想想我不知道或者认识不够的问题，一旦发现之后，就要及时告诉我。此外，你们也要多举荐贤良、正直、敢于直谏的人，这样才能够纠正我的错误、弥补我的不足”。

这道诏书颁布没过多久，贾山就给文帝写了个奏折，贾山是灌婴的随从，平日里读书也比较多，他的上书洋洋洒洒，引经据典，最后就是劝谏文帝不要太频繁地跟大臣们出去游猎，这样会影响正常事务的处理，同时，那些贤良、方正的大臣们，如果带他们天天游玩，也会慢慢地就放松对自己地约束，品行和节操都无法获得进益。贾山的文章也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因为篇幅原因，这里就不摘录了。

文帝看了贾山的上书之后，赞不绝口，并采纳了他的谏言，他跟父亲刘邦一样，都具有听劝的优点。司马光为了说明这一点，还紧接着在《资治通鉴》中收录了三个小故事。

上每朝，郎、从官上书疏，未尝不止辇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尝不称善。

帝从霸陵上欲西驰下峻阪。中郎将袁盎骑，并车揽辔。上曰：“将军怯邪？”盎曰：“臣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圣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骋六飞驰下峻山，有如马惊车败，陛下纵自轻，奈高庙、太后何！”上乃止

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与皇后同席坐。及坐郎置，袁盎引却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说曰：“臣闻‘尊卑有序，则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岂可与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赐之。陛下所以为慎夫人，适所以祸之也。陛下独不见‘人彘’乎！”于是上乃悦，召语慎夫人，慎夫人赐盎金五十斤。

——《资治通鉴·汉纪五·汉太宗文皇帝前元二年》

文帝每次去上朝的时候，经常会有官员在路上递交工作报告或者建议书，也许有时候还会在路上直接汇报，文帝都是停下车辇接收他们的文书。看到不能采用的建议，他会放在一边，而看到可以采用就会执行，并且会深加赞赏。

有次文帝登上霸陵，想从山上骑个快马冲下来，正准备俯冲下去，估计他做代王的时候也做过此类事情。听到文帝的想法，袁盎赶紧策马跟文帝并行，并伸手挽住文帝的马缰绳。

看到袁盎的架势，文帝就问他说：“怎么，将军难道害怕了么”，袁盎则回答说：“我听说‘家有千金资财的人，不能坐在堂屋的边缘’。圣明的君主也不会去冒险，不求侥幸。现在陛下要想放纵驾车的六匹骏马，奔驰下险峻的高山，如果马匹受惊，车辆撞毁，陛下纵然是看轻自身安危，又怎么对得起高皇帝的基业和太后的抚育之恩呢！”文帝这才停止这次挑战。

跟父亲刘邦宠幸戚夫人类似，文帝也有个宠妃慎夫人，在宫中经常和窦皇后同席而坐，皇后窦漪房这个时候因为有眼疾，跟文帝的关系也没有那么亲密了，她对此慎夫人跟自己平起平坐也没有说什么。有一次，文帝带着皇后和妃子出去外面玩，在郎官府衙入座的时候，袁盎特意把慎夫人的座位往后面挪了下，以示跟皇后的尊卑有别，慎夫人看到这情景，非常生气，不肯就座，文帝对此也很生气，转身就进了里屋。

袁盎找准机会，就跟文帝说：“我听说尊卑秩序明确，就能够上下相安无事，和气生财。现在陛下已经立了皇后，从身份来讲，慎夫人是妾室，而皇后作为正室是女主人。妾室和主人怎么能够同席而坐呢？陛下如果宠爱慎夫人，后加赏赐就可以了。您现在如果使用超越礼仪的做法宠爱慎夫人，以后反而会成为她的灾祸。戚夫人的‘人彘’悲剧历历在目，陛下难道不知道吗？”

文帝这才转怒为喜，并把慎夫人叫过来，将袁盎的话复述给她听。慎夫人也觉得很有道理，还赏赐了袁盎黄金五十斤，自此之后，慎夫人面对窦皇后变得十分恭敬，最后在文帝去世后，窦太后并没有为难慎夫人，她得到了善终。

史书上记载的那些有作为的君主，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愿意并且能够听劝，从秦孝公、齐威王到汉太祖刘邦和汉太宗刘恒，以及后来的唐太宗，这是做成事情的一个基本前提，因为单一个体的认知总是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局限，再者一个人看问题的视角、注意力也是有限的，不可能考虑得那么全面，可是国家的事情涵盖方方面面，需要全方位和多角度的思考，这一点只有多听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才能够做到。

要听劝，当然不是跟自己相同的意见和建议，而往往是跟自己相左的观点，这其实是跟人的潜意识相悖的，人们往往会对反对观点有一种下意识的排斥，就像碰到批评或者职责的时候，第一反应都是类似贾老板的防御机制，结果事情就越搞越糟。

当然，听劝也并不是说别人说什么就做什么，务必要识别哪些话能采纳、哪些话不能采纳，这一点尤其考验决策者的个人素质。

接着我们再回到故事的内容来看，文帝的诏书告诉我们，做事情如果形成一个机制，让一类事情形成常态的话，往往会具有更长远的影响力，当然，我们需要的是将好的行为习惯化，而要改变坏的行为习惯。

文帝的飙车企图则告诉我们要谨慎面对风险问题，并且冒险行为的后果会随着一个人所处地位和环境的变化而不同。文帝在做代王的时候，驾马车从山上俯冲下去，其影响相对有限，风险基本上是他自己和家人承担，可是当他成为了皇帝之后，这个风险就需要让整个国家来承受了。

另外，慎夫人的故事告诉我们，面对不喜欢的规则，如果缺乏对抗能力，选择遵从规则往往是更明智的举措。没有人喜欢自己比别人的地位卑下，刘邦的戚夫人不喜欢，文帝的慎夫人想必也不喜欢，可是她们都没有对抗这个规则的能力，戚夫人为了利用自己的宠妃地位给自己和儿子谋取利益，甚至还试图跟吕后对着干，最后却落得了一个悲惨的结局；慎夫人则是在袁盎的劝说下，接受了当时的那一套礼法和尊卑规则，避免了跟戚夫人相同的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