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逸柳的知行之路

来源：逸柳投研笔记（ID：ealiu_investment）

在公元前157年，汉文帝病重，并于当年农历六月初一去世，临终前他留下了一份令人肃然起敬的遗诏，表现出了文帝的胸怀、仁慈以及对生死的通透。

到了六月初九，太子刘启继位，也就是汉景帝。汉景帝在位的前三年，除了对文帝的政策做了部分微调之外，就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将老爹留下的人马基本换了一个遍，第二件就是做了一系列的举措，不断惹恼和刺激各个诸侯国。第二件事又与第一件事情密切相关。

景帝初期的人事变动方面，比较知名的就是张释之和冯唐，这两人的事迹在《史记》中是位于同一篇章，两人做事都比较刚正，都因为文帝的赏识而得到了提拔，也最后都在景帝刚继位之后被打发到诸侯国为相。张释之因为在景帝少年时期弹劾过他，内心不安，于是向景帝请罪，虽然被“宽宥”了（之所以打个引号，是因为张释之当初完全照法度行事，没有一点错），但是廷尉是当不成了，不久时候就去淮南国做相国，离开了权力中心；冯唐也是如此，也被派到楚国做相国，并且没多久还被免职了，等汉武帝想启用他的时候，已经九十多岁，并造成了“冯唐易老”的结局。留下的职位空缺，就给了原来太子宫的人。这也可以看出景帝用人的一个特点，就是相对于才华来讲，他更看重与他的亲近程度。

（景帝前元元年）五月，以太中大夫周仁为郎中令，张欧为廷尉，楚元王子平陆侯礼为宗正，中大夫晁错为左内史。仁始为太子舍人，以廉谨得幸。张欧亦事帝于太子宫，虽治刑名家，为人长者，帝由是重之，用为九卿。欧为吏未尝言按人，专以诚长者处官；官属以为长者，亦不敢大欺。

（景帝前元二年）六月，丞相申屠嘉薨。时内史晁错数请间言事，辄听，宠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嘉自绌所言不用，疾错。错为内史，东出不便，更穿一门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庙堧垣也。嘉闻错穿宗庙垣，为奏，请诛错。客有语错，错恐，夜入宫上谒，自归上。至朝，嘉请诛内史错。上曰：“错所穿非真庙垣，乃外堧垣，故冗官居其中；且又我使为之，错无罪。”丞相嘉谢。罢朝，嘉谓长史曰：“吾悔不先斩错乃请之，为错所卖。”至舍，因欧血而死。错以此愈贵。

八月，丁未，以御史大夫开封侯陶青为丞相。丁巳，以内史晁错为御史大夫。

（景帝前元三年）晁错数上书言吴过，可削；文帝宽，不忍罚，以此吴日益横。及帝即位，错说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诸子弱，大封同姓，齐七十馀城，楚四十馀城，吴五十馀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吴王前有太子之郤，诈称病不朝，于古法当诛。文帝弗忍，因赐几杖，德至厚，当改过自新，反益骄溢，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

上令公卿、列侯、宗室杂议，莫敢难；独窦婴争之，由此与错有郤。及楚王戊来朝，错因言：“戊往年为薄太后服，私奸服舍，请诛之。”诏赦，削东海郡。及前年，赵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胶西王卬以卖爵事有奸，削其六县。

——《资治通鉴·汉纪七及汉纪八·汉景皇帝前元元年至前元三年》

在众多任命中，晁错可以说是影响力最为巨大的，作为景帝的老师，他备受景帝信赖，虽然名义上只是一个内史，但是因为跟景帝的关系，他直接参与各项政务，而且景帝对他也是言听计从，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把当时的丞相申屠嘉给架空了，申屠嘉非常嫉恨晁错。

而晁错凭借着景帝的信任，做事情也越来越大胆，为了更方便地入宫跟景帝商量政务，他直接在未央宫南边围墙开了个小门，这个门正好开凿在太上皇庙外空地的围墙上，也就是刘邦父亲的庙宇边上。申屠嘉听说这件事之后，准备第二天就弹劾晁错，告他一个大不敬之罪，请求诛杀晁错。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申屠嘉的这个想法被晁错的某个门客知道了，也可以看到晁错当时的影响力。这位门客赶紧告诉晁错，晁错吓得不行，连夜跑去向景帝认错，寻求庇护。

然后第二天上班的时候，申屠嘉当然直接向景帝汇报情况，并请求判处晁错死刑，因为事先已经打过招呼，景帝便给晁错开脱说：“晁错所打通的墙，并不是真正的庙墙，而是宗庙外边的围墙，原来有一些散官住在那里；而且又是我让晁错这样做的，他没有罪。”

申屠嘉没辙，只好表示谢罪，回到家里面，他是气不打一出来，越想越气，加上年纪大了，本来也有一些其他的基础疾病，并呕血身亡。

经过了这档子事情之后，晁错越发尊贵，那些官场上的老狐狸们也基本上刻意避开晁错的锋芒，不与他发生冲突或争执。由于申屠嘉的逝世，这样丞相的职位就空下来了，在景帝二年八月，原御史大夫陶青被任命为丞相，晁错则接任御史大夫。

汉初的时候，诸侯国问题是一个顽疾，很多有识之士都知道，在文帝时候，晁错就多次给文帝上书说要削藩，尤其是要削吴国，但是文帝出于稳健考虑，并没有采纳这味猛药，而是在有限范围内采用贾谊的策略，比如把齐国分成了六个国家，淮南国分成三个国家等等，也是汉武帝推恩令的一个雏形。

到了景帝继位的时候，晁错掌握了话语权，他继续极力推动削藩工作，并提出了一套主动逼反诸侯的策略“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反正那些居心叵测的诸侯国迟早有一天要谋反，还不如直接削藩，让他们干脆点早点反。

景帝让大臣们讨论晁错的方案，结果所有人都沉默不说话，只有窦婴据理力争，并跟晁错有了矛盾。于是景帝就开始将晁错的策略付诸实践，找了各种各样的理由，削减那些诸侯国的封地，包括楚国、赵国、胶西王等等。试行了削藩政策后，接着就要讨论如何削实力最强的吴国了，可是吴王刘濞跟景帝之间本来就有私人恩怨，他当然不干，于是就联络各国起兵造反，开始了“吴楚七国之乱”。

如果不是削藩的激进策略，或许不会有“吴楚七国之乱”发生，当然，通过一次性的武力平定叛乱，确实能够更为彻底地解决当时诸侯国尾大不掉的问题，一次性地集中释放风险。只不过，平定七国之乱的功劳更多来自文帝时期的布局，文帝发现了周亚夫这样一个将才，并在临终前特地嘱咐景帝说“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此外，文帝还听从贾谊的建议，扩大了梁国的领地，并让儿子刘武作为梁王驻守。这样的布局就是针对诸侯国叛乱做出来的，也是当时汉朝朝廷的底气所在。

但是本篇故事中景帝和晁错的一些做法，还是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警示。

首先是景帝对晁错的任用上，有点过于倚重了，并且直接导致朝廷中只有晁错这一个声音，比如在讨论要不要削藩逼反各个诸侯国的时候，按理说这么大的政策变动，应该会引发激烈争论才是，结果除了窦婴之外，其他人都保持沉默，这些官场老狐狸们为什么要沉默呢？显然不是他们没有其他的想法，而是他们不想惹麻烦，或者说觉得提了也没用，反正最后肯定是听晁错的。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当一个组织或者一个个体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只有一种声音，往往是危险的讯号，最后决策可以“专断独行”，但是中间过程务必考虑全面。

然后是从晁错的行为来看，在景帝继位后的头几年，由于备受信赖，晁错的权势可以说是达到了巅峰，但是估计他做事情跟他的观点一样激进，比如故事中为了入宫方便，直接给宫墙凿出一个门来，就可见一斑了，这个时候想必，他也有点飘飘然起来。晁错是言行合一的，他的行为和想法都可以用一个“刚”字来概括，他可是说是过刚而一点都不柔，太史公评价他是“峭直刻深”，最后就把中央和地方上上下下的人都得罪了，成为了景帝的弃子，被群臣们联名弹劾，没有一个人给他求情，落下了腰斩街头、夷灭三族的结果，可悲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