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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才女,比张爱玲成名早,因痛失初恋终身未嫁,48岁遗憾离世

发布者: scarecrow | 发布时间: 2025-8-14 09:45| 查看数: 54| 评论数: 0|



来源 | 有书

作者 | 有书丹芸

1946年,《上海文化》杂志举办了一项读者调查,其中在“我最钦佩的一位作家”榜单中,有一位女作家以三十一票获得了第四名,紧随在知名作家巴金、郑振铎和茅盾之后。

这位才情出众的女作家,便是民国才女施济美。

施济美不仅以文采斐然著称,还以温婉的性情和高尚的人格魅力赢得广泛赞誉。

然而,她的人生却颇为坎坷。

她因初恋意外身亡而终身未嫁,随后将全部心血投入到教书育人和文学创作中。

直至中年,她又遭遇了难以磨灭的打击。

最终,她以一种决绝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令人扼腕叹息。

那么在她的身上,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悲情才女的一生。

01

名门闺秀因爱终身不嫁

1920年,施济美在北京出生。

施家祖籍在浙江绍兴,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

祖父自幼饱读诗书,学识渊博。父亲则远赴重洋留学,归国后在北洋政府担任外交官。

母亲虽然没有接受过新式教育,却具有传统闺秀的文化特质,古典文学修养极高。

施家不仅文化气氛浓厚,而且家人之间没有严格的辈分之分,充满了无尽的慈爱和温馨。

深秋时节,施济美常常站在石凳上,摘取树梢末端的红叶,夹在书里当做书签。

每逢这时,祖父就会假意苛责道:

“又一次被我捉住了吧。”

施济美却毫不慌张,反倒顽皮地狡辩:

“爷爷,偷花不算贼,捉住便当上客。”

祖父闻言笑呵呵地说:

“好一位偷花的上客,快请里面坐。”

随即差人去买两串冰糖葫芦,祖孙俩便在这甜蜜滋味中畅聊天南地北。

施济美从小沐浴在爱中,对家人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

1935年,施济美怀揣着梦想,独自远赴上海求学,心中是万般的不舍和迷茫。

幸运的是,女同学俞昭明的出现如同一缕温暖的阳光,缓解了她的思家之愁。

俞家和施家一样,举家北迁又南归,最终定居苏州。

施济美和俞昭明有着相似的成长经历,又都爱好文学,所以两个人之间无话不谈,情同姐妹。

在这期间,俞昭明的弟弟俞允明经常来探望姐姐,一来二往,便与施济美之间暗生情愫。

1937年,三个人一起考入了全国闻名的东吴大学。

不料,八一三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进一步升级,国内局势急转直下。

国难当头,心怀家国的俞允明决定奔赴武汉大学,边读书边寻求救国之道。

战乱频仍,武汉大学也惨遭沦陷,被迫迁至四川乐山。

俞允明和施济美只能依靠书信传递思念。

彼时,俞、施两家为了躲避战乱,也辗转至上海安身。

每当收到俞允明的信,施济美就和俞昭明一起前往俞家,将信中内容念给老两口听,两家人的关系也愈发亲密。

然而造化弄人。

1939年的某天,敌机疯狂轰炸乐山城,顿时响声震天,火光四射。

许多老百姓无处躲藏,死伤惨重。

俞允明这位年轻有为的学子也在此次轰炸中不幸去世。

噩耗传来,施济美痛不欲生,但她强忍着悲痛,安抚俞昭明,并提议要瞒住俞家二老,以免老人家伤心过度。

此后,施济美以俞允明的名义继续写家书,直至俞家二老安详离世。

而施济美则带着对俞允明无尽的思念,终身未嫁。

那些承载着深厚情谊的信件,被她收集在一只檀木箱里,成为她一生中最珍贵的记忆。

02

寄情小说,享誉文坛

1942年,正值施济美大学毕业之际,因受战争的影响,远在欧洲的父亲无法提供经济上的支持,施家陷入了生活困境。

当时,施济美收到了一份高薪职位邀请,但却是来自一个有日资背景的保险公司的。

即使施济美非常需要这份工作,但国仇家恨怎能忘,施济美还是果断地拒绝了,转而投身于中学教育的行列。

虽然收入微薄,至少能够让她践行为国奉献的高尚理想。

自幼酷爱文学的施济美,早在高中时期就在《青年周报》上发表《死的滋味》。

后来在教书之余,她也没有放弃自己钟爱的文学事业,做起了“业余作家”。

她在《小说月报》《万象》《春秋》《紫罗兰》等多家知名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小说和散文,很快就在众多作者中脱颖而出,成为备受瞩目的青年作家。

当时,上海涌现出一批女作家,她们称为“东吴系女作家”,被冠以“小姐作家”的称号,施济美赫然在列,她的成名甚至略早于张爱玲。

受初恋不幸离世等人生经历的影响,施济美早期的作品,大多是战争背景下的爱情故事,作品中常透露出哀婉的悲剧色彩,情感基调略显沉重。

然而,施济美的创作态度却充满了松弛感。

对她来说,写作不仅是表达内心情感的途径,更是一种陶冶情操的方式。

所以写作不用在乎数量和效益,也不需要探究潮流和读者喜好,只需专注于抒发内心的情感。

后来,经过岁月的淘洗和创作经验的积累,施济美的作品不再局限于个人情感的抒发,而是将笔触深入到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其语言运用也变得更加鲜活纯熟,展现了一位成熟作家的深厚功力与独特魅力。

抗战胜利后,施济美迎来了创作生涯的巅峰时期。

她的中篇小说《十二金钗》全篇结构严谨,情节松弛有度;

长篇小说《莫愁巷》在香港出版后,反响热烈,还被改编为电影;

小说集《凤仪园》最为畅销,一年内便多次加印;

众多刊物都因刊登施济美的文章而销路大增。

不过,无论题材如何变换,获得怎样的赞誉,施济美始终坚定秉承着自己的文学信念:

有人用笔墨书写故事,也有人,用生命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故事。

施济美的笔触,随着她的心灵成长,从初时的清新脱俗逐步蜕变为老练深邃,这不仅是艺术技巧的成长,更是她内心变化的生动展现。

在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个人命运的波澜中,这位原本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逐渐锤炼出了更为坚韧与独立的灵魂。

03

绝望的顶峰是告别

施济美在上海文坛上璀璨夺目,但在教育岗位上,她始终保持低调,从未在学生面前提及个人作品。

1948年秋天,施济美进入崇德女中任教。

该校后来与其他学校合并,改名为七一中学。

虽然学校的条件不好,但施济美并未因此倦怠工作,反而更加勤勉投入。

后来七一中学被教育局提升为重点中学,施济美功不可没。

当时七一中学拥有三位“台柱级 ”的著名教师,施济美便是其中之一。

妹妹施济英回忆道:

“为了做好她的这份工作,姐姐经常是黎明即起备课,深夜批改作业不息。”

这份敬业与奉献,使得施济美在解放后荣获一级教师的荣誉。

在学生们的记忆中,施老师总是穿着蓝色列宁装,短发干练,眼镜背后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字迹也很秀气。

一次作文课上,施济美要求学生们以《我爱某某》为题,真诚表达自己生活中真正的兴趣爱好,而非泛泛而谈的大爱。

同学们很诧异,但还是被激发起前所未有的创作热情,在作文中袒露了自己的真情实感。

对学生们来说,施老师仿佛是一个多面体,既是严师又是慈母,既是良师又是益友。

施济美很重视丰富学生的课外知识储备。

每次上课前,她都要在黑板上留下几条成语和警句。

她还鼓励学生分组讨论,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对每一位学生,她都一视同仁,爱如己出。

学生生病了,她便登门探望;

对于口吃学生,她给予特殊关怀。

然而,在1966年,就是这么一位兢兢业业的教师,也没能躲过时代的浪潮。

施济美在此期间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从在讲台上教书育人被迫转向繁重的体力劳动。

更令她心寒的是,曾经尽心尽力教育的学生,竟有个别背叛了她,给她本就沉重的心灵增添了难以言喻的伤痛。

在人生最后的那段日子里,施济美身心俱疲,心灰意冷,渴望解脱。

最终于1968年5月8日,施济美以一种决绝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年仅48岁。

学生黄世瑜曾如此评价施济美:

“在我的心中,她始终是那个初中时代所遇见的模样,年轻、聪慧、乐观、才华横溢,洋溢着生命的活力与美好。”

时至今日,越来越多人试图透过时间的缝隙,重新审视施济美,探索她那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

一代才女施济美,虽以悲情落幕,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群星璀璨的上海文坛中,施济美永远是其中一颗不可磨灭的星辰,散发着温暖而坚定的光芒,照亮着后来者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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