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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荠麦青青

来源 | 最华人（ID：wcweekly）

2025年8月4日，史学大家#许倬云先生在美国与世长辞[/url]，享年95岁。

许倬云是华语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史学大家之一，他的代表作“古代中国三部曲”(《西周史》《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是研究古代中国的典范之作。

他生于1930年，在战火中背井离乡，颠沛流离。

但于他而言，家与国，皆重如千钧，念兹在兹，无日或忘。

谨以此文，悼念许先生。愿先生一路走好。

▽

公元1210年1月，业已85岁的陆游一病不起，临终前，他给儿子留下绝笔：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时空穿梭到800多年后，著名主持人许知远再度远赴美国，去采访历史大家许倬云先生，交谈过半时问他，这一生，最重要的遗憾是什么？

许先生停顿半晌，忽而，泪水涌满他的双眼：

但悲不见九州同啊。别人可以不悲九州同。

我在抗战那边长大的人，“中国”两个字刻在我心里的，三四千万的人被杀，被轰炸，不能忘，忘不掉。

那是一个民族最创痛的记忆，黍离之悲，植根于无数经此劫难的国人心中，难以拔除。

后来，他历尽忧患，饱受人间之苦，著述等身，誉满天下，但飘零异国，长达六十载，故乡，却再也回不去。

许倬云的太太孙曼丽告诉许知远，时至今日，许先生仍然会在深夜被梦魇缠绕。

“所以一个人年轻时候的记忆啊，真的是很深很深”，之后的人生经验，“往上头加，盖不住。”



1957年，27岁的许倬云负笈西渡，赴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他一直记得，从中国台湾到美国去留学那一年，自己坐了整整58天的船，中途遭遇狂风巨浪，生死之间，命悬一线。

至危时刻，船长和副手稳好几欲倾覆的船只，最终成功脱险。

而在人生这艘大船上，许倬云也是一次次在险滩激湍中紧紧把握好命运之舵。

在大洋彼岸深造的日子，他一心向学，但病痛却如影随形。

期间，他经历了五次矫正手术，每次都要承受一遍“炼狱”之苦：

夏天开刀的时候，看着树叶茂盛，我脚挂在绳子上，绳子挂在床上面那个架子，让血液可以循环。

晚上翻身不能翻身，这日子怎么过的？

会问自己啊！每次开刀重新学走路，痛啊，有的发炎了，彻骨之痛啊！

许倬云说，在那样的境遇之中，他曾无数次想过一了百了，但因为动弹不得，连自杀都做不到。



许倬云芝加哥求学时

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人生进退维谷，难堪至极。

也是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时期，他第一次读到了加缪的作品。

这位44岁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47岁就因车祸离世的法国作家，短短的一生也是饱受疾病和痛苦的困扰，许倬云仿佛跨越遥远的时空，获取了同类者的抚慰和鼓舞：

当西西弗再度站起，举步向山下走去时，西西弗几乎已经与神平等，至少他在向神挑战。

没有想到，这次偶然拾来的读物，竟解决了我心理上的矛盾。

因此，他在一篇文章中剖白自己的心声：

我从自己的残疾得到一则经验：

我知道凡事不能松一口劲，一旦松了劲，一切过去的努力都将成为白费。

博士毕业后，他拒绝了美国五份工作的邀请，决意回到中国台湾：

我对母亲有承诺，对我的单位有承诺，我不能失信。

进门的时候，我的心情就是四郎探母的心情，“千拜万拜，也是折不过儿的罪来”。

我不能跪，我趴在椅子上，趴在地上（哭）。

许倬云作为第一位学成返台的文科博士，轰动一时。



在芝加哥大学博士毕业的许倬云（最右）

但当年白色阴云笼罩，自由知识分子被视作“歧异分子”，对他们实施钳制打击，在低气压的社会氛围里人人自危。

1965年，许倬云出任台大历史系主任，在多数人首鼠两端、明哲保身时，许先生公然与官僚系统对抗。

他直接说：

“思想管制不得，永远管制不得，就是秦始皇想管思想也失败！”

许先生不惧怕被封口，从1962年到1970年期间，他组织三四十位大学教授，效仿英国“费边社”，在台湾创办“思言社”，抨击专权、滥用司法等问题，被媒体誉为“中国台湾改革开放的幕后推手”。



许倬云在台大任教

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因触犯了掌政者的逆鳞，在一些重要的会议上，他的很多主张，都无法得到推行和贯彻。

加之同事间尔虞我诈，互相倾轧，也经常让他陷于内斗的漩涡。

他常常被监视，被跟踪，母亲为此忧心忡忡，生怕哪天他突然就人间消失。

1970年，许倬云被安排去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原本以为只是担任下客座教授，很快就能折返。

不料刚到美国就收到了师长们的劝诫：

你先不要回来，好好在那里待一阵再说！

许先生如梦方醒，一个不被欢迎的人，就此成为“迁客”。

这一去便是几十年。

到了晚年，身体每况愈下，于是，落叶归根之念，终成泡影。

午夜梦回，他偶尔会想起于右任先生的《望故乡》，便悲从中来：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懂不懂过阴兵？”他问来访者。

“你们没受过这种苦，你真的不知道，万县死了多少人，房子没有了，人睡在街边上。

夏天，连着有几个月，每个月每天晚上半夜三更全城大哭大闹……

看见死的人脑袋没有了，腿没有了，血淋淋地在这排队走过去，像军队走过去一样，就在你头旁边走过去。”

与这些场景形成呼应的是年少时的另一番记忆：

七七事变后，350万将士出川抗战，他们鹑衣百结，瘦骨嶙峋，却同仇敌忾，奔赴前线，途经沙市时，许倬云的母亲带着女工为战士们烧开水喝。

她看着这些不过十八九岁、脸上尚充满几分稚气的小兵，叹息道：“不知道这些人有多少还能够回来。”

后来，参战的川军伤亡者多达64万人，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真正演绎了“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悲壮。

他们战死疆场，甚至，连“马革裹尸”也无。



川军留影

抗战爆发时，许倬云只有7岁，而那些最小的娃娃兵，比他大不了几岁。

但他却因身体的障碍，无法与这些少年勇士一起上战场。

许倬云刚出生时，医生就预言他活不过15岁。

当年，作为高龄产妇的母亲已经38岁，加之营养匮乏，未能保全所生的双胞胎：

弟弟许翼云降生时四肢发育良好，而许倬云一生下来就是重度残疾，手脚弯曲，手掌内屈，足背向地，一直到6岁都不能动，直至13岁方借助拄拐走路。

从懂事起，他即意识到自己与别人的不同，同龄的伙伴追逐打闹，甚至漫山遍野疯跑，他只能被困一隅，在狭小的天地之中自寻其乐。

他目睹母亲在厨房烧菜，羡慕哥哥们从学堂归来的雀跃，观察日影西斜，直至月亮爬上窗棂......



许倬云和母亲的合照

“我不能动，我是永远的旁观者”，以至于 “七岁时，就有悲苦之想”。

这使得他“从小就学会忍耐，在哪个角落都能随遇而安，有时在椅子里坐上一个小时，也得乖乖忍受，直到有人再把我抱到别的地方”。

8岁时，他自己想到了一个妙招，拖着竹凳，一步一步向前挪移，后来才能在锥心的痛楚中，强撑而起。

大概一切早熟之人，都是提前被痛苦喂大的。

只有逼着自己长大， 别无他法。

“只有失望之人，只有无可奈何之人，他才会想想我的日子为什么过。”

但与身体的残障相比，战争与死亡的阴云盘桓不去。

因为父亲许凤藻被派主持第五战区经济委员会后，工作重心是保障军粮民食供应以及安定社会秩序。

所以，随着战线的推移，全家跟着父亲，一路辗转于炮火与硝烟之中。

沿途所见，尽是仓皇的难民。

爸爸拉着老妈的手，妈妈抱着我，爸爸跟娘娘说，真要（是）日本人杀过来，我拉着老八，你抱着老七（许倬云），我们四个人一起（跳）下去.......

抗战时期，童年许倬云与家人合影

“最初我没有希望”，他向《人物》回忆，“我在农村里边逃难的时候，起床以后，父亲忙他公事，母亲把我放在村子里的磨盘上。

那种情况之下我不存希望。慢慢慢慢看着，还有太多人不如我，太多比我更可怜的人了。

尤其看见满地的伤兵，抬进来的时候，一百多人躺在打谷场上。

第一天晚上鬼哭神嚎，第二天晚上声音停了，第三天没了，一批一批拖出去，拖到汉水边上，挖个大坑——生时同袍，死时同穴。

这种刺激一般孩子看不懂，我看得懂啊。”

尽管父亲当时身居要职，但战时的饥馁与死亡一样，成为常态。

一家人每天最发愁的事，就是第二天如何才能填饱肚子。



许凤藻先生（后排左二）任职海军时留影

饿得头昏眼花时，哥哥会去餐厅里偷偷刮一点砧板上的油脂，和着辣椒面和盐，拌饭给他和弟弟吃。

“在那种经验里长大的孩子，快乐不起来。”

但也是在那样的艰难之中，许先生看到了中国几千年来没有被灭亡的原因和未来的希望。

在《十三邀》里，他回忆起战时大家的团结一心、互帮互助：

满路的人奔走，往内陆走，没有人欺负人，没有人挤着上车挤着上船，都先让老弱妇女先上，自己留在后面。

多少老年人走不动了，跟孩子说你们走，走…...

事隔多年，他还是一次次提及，当年几万人在悬崖下避难，日本的飞机俯冲下来，沿着悬崖低飞扫射，很多男人立刻站到前面去，将女人和小孩推到后面，没有任何动员。



遭遇日军轰炸后的城市

他也记得，满目忧愤的父亲，曾一边听广播，一边给他翻译英国首相丘吉尔的演讲：

我们将在海滩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的登陆点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绝不投降！

所以他笃定地说：

“我知道中国不会亡，中国不可能亡。”



抗战结束后，许倬云全家回到无锡。

尽管此前，他没有上过一天学，但辅仁中学了解到他的情况后，愿意破例接收他。

辅仁中学创建于1918年，是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无锡同学会成员唐纪云、杨四箴的提议下筹建的，是无锡地区最早实施新式教育的完全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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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仁中学旧照

在1946年之前，许倬云困于身体的束缚，都是在家自修。

父亲与兄长成为他的启蒙老师。

父亲虽是武官，却学养深厚。

那时父亲读什么书，许倬云就跟着读什么书，而藏身甚多的书房也成为许倬云的学堂。

许倬云最初痴迷于武侠小说，刀光剑影、江湖儿女帮助他打开了逼仄空间之外的另一个诡谲宏阔的天地。

10岁时，许倬云经父亲的建议读《史记》。

在泛黄的纸页间，他仿佛看到三千年的历史风云扑面而来，承载着帝王将相的千秋霸业、忠烈侠士的百世功名、苍生黎元的奔走呼号。

历史的忧患第一次如此强烈地撞击着他的心房。

而流寓于重庆时，兄弟姐妹们都能去上学，住在学校里。

只有许倬云独居于重庆南山，从住处的窗外远眺，除了苍翠的青松，就是偶尔掠过的白鸽。

因此，当16岁的他从逃难地返回家乡，第一次去学校时，仿佛踏进了一个美丽新世界。



许倬云与家人合照

当时辅仁中学的隔壁就是东林书院。

“实学以救世”视“天下为己任”的东林精神代代相传，如果有同学顽劣难管，就会被老师带去东林祠堂，对着先人罚站。

在许倬云的记忆里，书院里悬挂的名联——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仿佛是生命的图腾，一直镌刻于他的文化基因中。

在老师的指导下，他读了著名历史学家钱穆的《国史大纲》。

《国史大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战时期，当时物质的极度短缺、民生的凋敝以及内忧外患的境况都使钱穆将对中国命运的思考贯穿于全书始终。

这部书作为各所大学通用的历史教科书，“在学生与知识分子中间起到了积极的民族文化凝聚作用。”

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许倬云，并帮助他确立了民族史观。

1948年年底，他们全家分批迁往中国台湾。

不久，由上海驶往台湾基隆的中联轮船公司的客轮“太平轮”因超载、夜间航行未开航行灯而被撞沉，导致船上近千名乘客罹难。

当年，他们差点搭上那艘巨轮，否则，将与之俱殁于大海。

迁往台湾后，许倬云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



但傅斯年看到他的成绩后大为吃惊——从没哪个学生的语文和历史如此优秀。

这位以疼爱学生著称的校长惜才若渴，在他的建议下，许倬云改学了历史。

未及一年，傅斯年病逝。

三十余载后，许倬云的《西周史》出版，他特地题赠给傅斯年，并于其墓前供奉一本，感恩这位奠定了他一生治学方向的老校长。



傅斯年

在台大读书的几年时间里，许倬云接触到了各领域的大师们：

他向李宗侗先生学古代社会学，向董作宪先生学甲骨文。

除此之外，“沈刚伯的西洋史课程带他理解宏观的历史变迁，而劳幹让他学会处理史料和判断证据，以重建古代的制度和生活。

考古实证论者李济在课上教会了他如何从零碎的现象中归纳出文化的演变和趋向。”

游走于巨儒大家之间，许倬云博采众长，触类旁通，这也让他思维的火花不断被激发，眼界视野也日益高瞻，同时也为他后来成为赛亚·伯林所说的“狐狸型”的历史学者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思想基础。

因为学业勤勉，又禀赋独具，所以，他深得老师们的宠爱，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去上课时，老师们甚至破例给他单开“小灶”，对他进行一对一辅导。

1953年，许倬云以优异的成绩从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后，选择攻读研究生，成为台大历史上第一人。



青年时期的许倬云

在台湾大学读研究所的第二年，许先生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了李国钦奖学金，本可以用这笔钱赴美留学；

然而李国钦却设置了身心健全者才能拿到奖金的“红线”，遭此苛待，并未让许先生愤懑于怀，因为从小到大，受过太多的不公平，早已让他处之泰然。

当年的台大校长钱思亮为此向胡适求助，胡适悯恤这个命运多舛的青年才俊，先后四次跑去美国拜访华侨徐铭信先生，最终为他争取到了1500块美金。



胡适先生

不仅如此，胡适给芝加哥大学的著名汉学家顾立雅写了封介绍信，大力推荐许倬云，让许先生在留学期间得到了大师的进一步提携。

胡适从未给许倬云亲自授过课，但这番慷慨仗义，让他一直将胡适视为恩师，感念一生。



上世纪七十年代，许倬云远走美国，担任匹兹堡大学教授后，并未割裂与故乡的联系，他为当时台湾发行量最大、最具影响力的报纸《联合报》和台湾报业的龙头之一——

《中国时报》供稿，撰写了很多时事评论，他的新闻观与他的历史观一脉相承，许倬云曾说过，“新闻是短历史，历史是长新闻”。

在时事评论中激浊扬清，但回溯到历史的“现场”，他看到因为改朝换代、争权夺利而产生的血腥之战，看到“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的民间悲剧；

但他更试图呈现中国文化的精神，“追寻和唤醒那些被遗忘的精神余沥，滋养和灌溉当代中国人的内心。”

在他眼里，一位理想的知识分子，应该“用自己的理想，去帮助社会的其他成员一起走到理想的大同世界而工作”。

所以，他的治学理念和人格追求，一直契合着北宋大家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悬鹄。



连续十几年，许倬云多次回到中国大陆进行深入考察。

他虽然出身于缙绅之家，但在战乱中颠沛流离，在流亡的途中，在寓居的乡野，得以看到广大农村最原生态的面貌：

质朴强韧如野草般的生命力，承受着千年以降的重压和苦难；

朴素真诚的邻里关系、家族网络、人情脉络搭建起中国社会的世俗构架，成为民族底色：

我们打8年抗战是靠农村撑起来的，很多人从前线撤到后边农村，农村人没有一句闲话，接纳难民，多少粮食拿出来一起吃，没有粮食一群人就一起饿。

在他看来，“历史的意义在于大多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所以，他在多年的历史钩沉中，始终致力于大众史学，不讲开疆辟土，不写文功武治，只“为老百姓写史”。

学者陈宁曾为此总结道，在许先生心目中，共同体的“盛世”应该是百姓安居乐业，生活过得最舒畅的时代，文化最具活力的时候，而许多教科书将“武功”作为衡量盛世的标准。

许先生坚决反对这一标准，因为“武功背后有多少悲伤”，战争给百姓带来的是连年的苦难。

与许多通史类著作不同，许倬云不囿于一般通史的写作模式，不佶屈聱牙，不故作高深，而是用开阔的视野、超凡的见解、平实畅达的语言去讲述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故事。



当很多学者热衷于追求所谓的“大历史观”，并将他写的诸多作品评价为“大历史”时，他对此并不以为然。

中国人一向喜欢“逐大”，所谓“地大物博”“大义凛然”“大书特书”，以大掩不足，以大充排场，以大扬威名，尽管他著作等身，所写内容气象万千，但他更在意自己书写的历史是否能面向公众，他在保持专业性的同时，尽可能地满足普罗大众对宏观与微观历史的需求。

为了打破学术专业化的壁垒，许倬云在历史普及上花了很多心思。

比如，他的几部经典力作《西周史》《汉代农业》《万古江河》等书涉及的内容包罗万象：

社会发展、地理变迁、农业商贸、技术医药、民俗生活、思想信仰等等，但许先生尤其着眼于一般平民的日常，许先生曾在课程里说：

“生活中，我从不在意那些地位高的人，我不在乎。”

在他看来，很多知识分子走得太快太远了，与大众之间产生脱节，“我立志填补这样的空白，做‘桥梁’工作”。

所以，他要把阳春白雪的东西写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竭尽一名公共知识分子的担当与责任。



作为华语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史学大家之一，他熔古铸今，学贯中西，精通上古史、经济史、文化史、考古学、社会学，对中国文化的梳理和传承是他毕生的使命，“中国文化三部曲”作为其代表作，影响甚深。

在写于20年前的《万古江河》中，他纵目所及，从远古的中国，到中原的中国、中国的中国、东亚的中国、亚洲的中国，直至世界的中国。

在自序中，他殷表诚挚：

万古江河，昼夜不停。谨以此书，向千百代的祖先，献上敬礼！

在《说中国》中，他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一直写到封建帝制退出历史的舞台，比大多数史书足足多出了5000年的历史。

他认为“中国”这一复杂文化共同体在一万年的演变时间里，“因能容纳，而成其大；因能调适，而成其久。”

在他身上，没有夜郎自大的“大国沙文主义”，站在全球的高度，他切切希望“应以其特性，融合各处人类，共同缔造人类共有的大同天下。”



而《中国文化的精神》，则是许倬云在88岁那年献给读者的礼物，这本寻根之作，也是“三部曲”的压轴之作。

让人在中华文明的流变中去触摸中国文化的脉络，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在他看来，“将中国常民文化的特色，融入现代文明之中，或可匡救现代文明的困难。”

回望他皓首穷经完成的诸多著述，几乎都离不开中国，离不开中华文化， 他期待中国数千年的文化“绽现一番鱼跃鸢飞的美丽新世界”。

2023年，许先生只凭两根能移动的手指，完成了他晚年最重要的一部历史论著《经纬华夏》。

此书历时三年，八易其稿，集七十余载学术之精髓。

许倬云说，这本书里有自己所有的欢笑与眼泪，“都是因为看到了这片土地上的芸芸众生几千年来的挣扎和奋斗；或者辗转于艰难困苦而没有出路。

但是，其实是有出路的，会有出路的；有时候，他们找到了出路，我自己没看见而已”。

在他的畅想里，假如占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能找到一条路，这四分之一就可以影响到全世界。

这无疑是一位世纪老人的“托付之作”：

“我要从世界看中国，再从中国看世界。”

多年来，许倬云一直关注着国家的发展，特别是关心年轻人的成长，他坚持写作，直播，以喜闻乐见的方式与大众对话。

在整个世界灾难频仍，时局动荡的形势下，希望能为当下的年轻人找到安顿身心的途径，希望他们在面对惊涛骇浪时：

“第一不能慌张、第二不能放弃。最要紧的是扎实自己，把自己的知识情感都不要歪曲。”



2013年10月，南京大学人文社科代表团在美国访问期间专程到匹兹堡拜访他。

交流之中，许倬云以肺腑之言相告：

我今年已83岁，余用很少，不能飞行，不能再回去与大家共事，但如果送年轻人来，我拼着老命教他。

在他的心中，“中国的事，就是我的事。”



随着年纪的增长，许先生身体上的病痛日趋严重，常常折磨得他夜不能寐，有时直至天亮。

但每每谈及健康的问题，许先生都竭力用一种平静的语气，仿佛一个冷眼旁观者，从上帝视角审视加诸自身的一切。若苦难无从回避，内化于心，后，安之若素。

2006年，他被查出心脏冠状动脉高度钙化，一旦爆裂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

他特意叮嘱妻子，如果我的血管有爆掉的一天，千万不要让我当植物人，不要给我做无谓的治疗，因为我不能没有思想地活着。



在他看来，自己早已战胜了曾被断言的命数，延年大半个世纪，颇得上天眷顾，做人怎能太贪心呢。

后来，许倬云相继动了两场大手术，脊椎只余四寸未动。

在那之后，他无法低头，无法弯腰，只能勉强站立，仿佛受刑的“囚徒”一般，阅读只能在电脑上进行，平日仰赖太太喂食，每天的起床和入睡全靠吊兜：

把我从床上吊到椅子上，从椅子吊到床上，像吊猪一样。

三年前，许先生彻底瘫痪，只剩右手食指还能动，大部分生活不能自理。



虽然只剩右手食指能动，但他依然坚持在电脑上阅读报纸

而瘫痪之后的痛楚再次将他抛入生死两难的汪洋大海之中。

这样的剧痛，最后通过针灸才稍有缓解。

治疗的过程“痛得死去活来，慢慢像潮水退一样。

这潮水哗进来，哗出去，绕着伤口这么转，真是浪潮一样的。等那阵慢慢慢慢定下来......”

就是在这样的境遇中，只要情形略好，他就会让助手来家中记录自己的口述文章。

他的挚友王德威和记者说，许先生已经在为《万古江河》做“续编”的写作计划。

“他的脑筋一直在动，这个很惊人啊，九十几岁的学者，他不会甘心躺在那里养老啊，或者是消遣，什么看电视剧，没那个事儿，他就一直在思考。”

在《许倬云十日谈》的序言里，他写道：

到终点站的时候，就是我们下车的时候，但在此之前，我盼望此时此地走这一遭，有机会跟大家说这些话，使大家心里激动一点，本来平静无波的心里可以起个涟漪。

小波浪可以造成大的潮流，推动大家不断地进步。

在80岁所做的口述历史中，许倬云分享过一段心曲，鉴于自己是上帝“蹩脚的作品”，他感谢母亲前半生的护持，太太后半段对他的怜惜：

为了照顾我，曼丽确实比一般的妻子辛苦，这是我感愧终身的！

好在我们相契甚深，其他都不在乎了，一辈子走来，感到生命充实丰富。

如果我们可以选择，下辈子还是愿意再结为夫妻。

孙曼丽、许倬云与儿子

年轻时，因为身体的困境，他自己在心里筑起了一道似乎难以逾越的防护墙：

必定要有一女孩子，能识人于牝牡骊黄之外，就像伯乐识马。

她看得见另一边的我，不是外面的我，而我也看见这个人。

后来，他们彼此“看见”，那个云端上高迈超拔的人，那个在红尘里“被命运反复羞辱，却毫无还手之力”的人，是不同层面的自己，都有幸被对方接纳与守护。

92岁生日那天夜里，他久久难眠，母难之辰，独留他一个在人间。

于是，阴阳相隔愈久，他愈想念母亲，并赋绝句一首：

虫鸣鸟啼风雨窗，光摇影动夜巡灯；

中宵万里思亲梦，日落千羊唤母声。

许倬云与母亲、妻儿合照

年少时读孟郊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并无多少具象的感受，直至成人后，去美国留学，第一次与母亲长别离。

母亲为他准备了一把针，留作他缝补衣物之用。

因为儿子的残疾，母亲担忧他穿不了针。“那一百多根针，全都穿好了线。”

多年后，提及此事，他仍大恸不已。

“我咽气的时候，我盼望我一口大气，我跟曼丽说：曼丽啊，我已经尽了我所有的能力，我没有躲过一天偷懒。我去报到，跟父母说：爹、娘，我来了。

跟曼丽说：等你将来来了，我们五六人彼此也都说，我们没有浪费时间，我们没有消费感情。”

家与国，皆重如千钧，念兹在兹，无日或忘。

两年前，他接受采访时，再次表达了自己的拳拳之心：

“上帝给我这么些东西，我要用完它——为中国，为世界，为人类，我一条命没关系。

92岁的人给你们鞠躬了，请你们相信我的话是诚恳的，是打心底里面说出来的话。

救自己就是救国家，就是救世界。”

鲐背之年，向死而生。面对生命的归途，他坦然以对，视之如日落西山，倦鸟知还，但只要一息尚存，他就“愿意尽我之能，替中国人呼唤，唤醒许多的梦，唤醒许多的错”。

“我非常盼望‘大江入海’的时候，中国是辉煌的、光明的。”

作者 | 荠麦青青，本文经授权转载自最华人（wcweekly），最华人，记录华人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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