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慧

来源：罗辑思维（ID：luojisw）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富不过三代”。今天，我们主要讨论一个话题——家庭甚至家族的因素，能多大程度上帮助孩子的成功？

其实，西方国家也一直存在这个问题。让我们先从美国的一则新闻看起，逐步揭开阶层流动的秘密。

01

在美国，名校更愿意录取

校友的子女？

最近，特朗普政府和美国大学的冲突闹得沸沸扬扬。特朗普1月份上任后，向美国的二十多所顶尖高校下令，要求它们废除高校向少数族裔倾斜的多元化举措，改革国际学生的招生流程，不允许录取敌视美国价值观和制度的学生。否则，就有可能被砍掉联邦经费。

截止到4月20日，美国政府已经冻结了哈佛大学22亿美元的拨款、哥伦比亚大学4亿美元的拨款，还冻结了普林斯顿大学、康奈尔大学和西北大学的几十份研究合同。

同时，美国政府终止了4700多名留学生的合法居留身份，超过100名受到影响的国际学生，向美国联邦法院提起了集体诉讼，要求恢复合法身份，阻止美国政府继续实施这项政策。

国际学生申请美国高校本就不易。美国一些顶尖大学，向来在招生中有“传承录取优先权”这个传统，也就是，更愿意录取校友的子女。

哈佛的一个研究团队2023年的分析认为，在一些私立院校，成绩相同的情况下，假如申请者是校友子女，那么他的录取概率会高四倍。还有一项研究认为，哈佛大学的校友子女录取概率，比普通学生高出40个百分点。

但同时，《纽约时报》的一项报告认为，这些被录取的校友子女，虽然在入学的时候可能占据了不公平优势，但是，他们大学毕业后并没有取得更高的成就，在收入、深造或者进入顶尖公司方面，甚至还不如普通学生。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家庭甚至家族的因素，能多大程度上帮助孩子的成功？

02

凭运气赚来的钱，

最后都凭实力亏掉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富不过三代”。其实，西方国家也一直存在这个问题。

2023年，两名美国资产管理公司CEO写过一本书，叫做《消失的亿万富翁》。说的就是，亿万富翁的后代，其实并不能很好地传承家族的财富，真正的“老钱”非常少。

1982年“福布斯400富豪”排行榜上的家庭，在今天能够进入10亿美元俱乐部名单的比例不到10%。

这本书里说，假如一个在1900年拥有500万美元的富豪家庭，能够掌握好消费的比例，并且把家产投入美国股市，那么到了今天，这个家族应该能产生16个10亿富翁。

然而，从今天美国的10亿美元富翁中，往上追溯到1900年代，没有一个人的祖辈是那个年代的富豪。

作者就认为，那些老牌富豪的后代，通常投资技术都不怎么样，他们没有一个统一的决策框架，投资时容易追逐热点，花钱又往往大手大脚，因此很难把家族财富传承下来。凭运气赚来的钱，最后都凭实力亏掉了。

03

家庭给后代带来的影响，

隐秘而强大

那么，这难道意味着，一个家族传承几代之后，就势必衰落吗？未必。财富也许只是一方面，在其他层面上，尤其是社会地位上来看，家庭给后代带来的影响，依然隐秘而强大。

英国经济史学家、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荣誉退休教授格雷戈里·克拉克专门做了这方面的研究。克拉克写了一本书，叫做《子孙照常繁荣》（The son also rises）。

根据他的研究，一个高社会地位的家庭，后代有非常大的可能继续保持家族地位，这个可能性高达75%。要经过十到十五代的传承，也就是经过三百到五百年，这个家族最原始的优势才会逐渐烟消云散。

这不是克拉克的推演，而是统计出来的，他研究了瑞典、英国、美国、中国、日本等8个国家，选取了这些国家有代表性的精英姓氏，以三十年为一代，追踪了这些精英家族几百年的数据，观察其中成员社会地位的变化。

比如在瑞典，克拉克选取的精英姓氏，一类是从17世纪就开始有记录的贵族姓氏，还有一类是拉丁化的姓氏，只有在17、18世纪就处在社会上层的神职人员、学者或者大商人，才能拥有拉丁化的姓氏。

在2008年的调查中，克拉克发现，拥有贵族姓氏的人，平均税前收入比普通姓氏高出44%。拥有拉丁化姓氏的人，平均税前收入比普通姓氏高出27%。

研究还发现，有爵位的贵族姓氏在律师协会名录中出现的频率，是普通人群的六倍，没有爵位的贵族姓氏和拉丁化的姓氏，出现频率也有普通人的三倍。医生群体中也有类似情况。

换句话说，几百年前的精英家族后代，在今天的瑞典依然拥有更高的平均收入，并且更多地从事律师、医生这样的高收入工作。

再比如在英国，为了方便追踪，克拉克研究了19世纪中期，英国和威尔士最富裕的15%人群拥有的181个罕见姓氏，而且这些姓氏也不是英国历史上的贵族精英姓氏，发现在1999年到2012年之间，拥有这些姓氏的人平均比普通人富裕三倍以上。

假如一个英国人，拥有一个罕见姓氏，并且在1800年左右，有同样姓氏的人读过牛津大学或者剑桥大学，那么这个人被牛津或剑桥录取的概率，是普通人的四倍。

再比如在美国，虽然美国试图给外界传递机会之地的印象，但克拉克的研究发现，美国阶层的变动速度跟英国差不多慢。他考察了美国常春藤大学、律师协会、医学协会的姓氏，虽然贫富差距在缩小，但是，像医生、律师、大学教授这样的体面职业，长期以来还是由某些家族把持。

当然，从长期来看，高地位家庭的财富会下降，低地位家庭的财富会上升，这个趋势不可避免，社会学中叫做“回归均值”。

克拉克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从上层地位落入中层，或者从底层升上中层，都需要大约10代到15代人，花费三百到四百五十年的时间。这个过程比大多数社会学家估计的都要长得多。

换句话说，克拉克认为，在三百年的尺度之内，一个人的财富、成就、社会地位，确实与他所在的家族有关。只不过，真正影响后世子孙的，不是单纯的金钱，而是综合实力。

04

解题的关键在于教育

当然，克拉克的这个研究并不完全准确，比如他的研究是基于不完整的资料记录得出的，再比如他研究的姓氏和家族，也只占所有精英家族中的一小部分，并不具有整体的代表性。

但是，他的研究依然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这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当我们在说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时候，指的究竟是什么？

克拉克说，常规意义上认为的社会地位，可能指一个人肉眼可见的条件，比如住房、车辆、收入、职位、教育水平等等。但这些只能算是一个人的“表现型社会地位”，而在更深层，一个人还有一种“基因型社会地位”，能够代表这一点的，主要是家族内部的教育资源和文化遗产。

比如，克拉克在研究中国社会时发现，清末民初，很多名门大族有专门的族学，让同姓子弟接受基础教育，还有专门的族田，给同姓子弟做教育支出。

如果一个人从“表现型社会地位”上看，出身于一个并不富贵的家庭，但他拥有一个家族庞大的显赫姓氏，那这个人就有机会逆流而上，通过“基因型社会地位”，改变自己的“表现型社会地位”。

更进一步，基因型社会地位体现出的，是教育的重要性。这一点，克拉克在关于中国的研究中专门提到过。中国的大家族，大多有重视“文教”的传统。

比如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他的父亲许凤藻做过海军将领以及海关监督，往上追溯，经过五六代，他的祖上曾经做过湖南巡抚。

再比如作家金庸，原名查良镛；现代派诗人穆旦，原名查良铮，他们都出自书香世家海宁查氏，往上追溯，海宁查氏在明清两代出了许多进士，还出过康熙的文学侍从。

这种家族性对后代的影响，并不体现在财富水平上，而更多地体现在教育传承上。

那么，反过来，假如出生于普通家庭，就只能躺平了吗？绝对不是，解题的关键还是在于教育。在克拉克的研究中，咱们至少还能收获这么两个启发。

首先，阶层流动的力量，不仅自上而下地存在，也自下而上地存在。

在瑞典的数据中，18世纪中期，三所皇家学院中有一半人属于精英姓氏，而到了2010年代，这个比例只剩下4%。在英国的数据中，1830年代，英国精英姓氏进入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概率是普通姓氏的50倍，但到了2010年，这个比值降到了6倍。也就是说，这两个世纪里，选择了教育这条途径的人群中，有越来越多的普通人进入到英国最顶尖学府。

其次，每一代人向上的努力和积累都很重要，只有积累到一定的量变，才会产生质变。

就拿钱锺书所在的无锡钱氏家族来说，他们的家训是“读书传家”，到钱锺书的父亲这一代，出现了古文教授和商会会长。到钱锺书这一代，出现了文学大家，也有很多理工人才。其中，有书香世家的长期影响，也有这一两代人的关键努力。

最近有一部大热韩剧《苦尽柑来遇见你》，也讲了三代人努力向上托举的故事。女主角一家出身贫苦，女儿作为第三代人终于能够出国留学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外婆在海里游，妈妈在地上跑，我才能在天上飞。”

作为普通人，具备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是发展的最优选择。同样，作为父母，从自己这一代开始做起，为子孙后代创造“文化遗产”和家庭文化环境，也许也是最有用的教育方式。

富不过三代，也许有道理，但今天我们同样可以说，文能过百年，教育是对抗回归均值最有效的方法，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不回归平均。

富不过三代，阶层流动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