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关河五十州

来源：八千里路云和月（ID：ibaqianli），部分摘自现代出版社《民国总理段祺瑞》

无论大海还是陆地，只要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一丝一毫不能轻易让人。

直到清末，外蒙仍在中国的疆域范围之内，其北端与俄国贝加尔省相接壤，共立有中俄国界标牌九十六处。辛亥革命后不久，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受沙俄政府的唆使，才宣布外蒙独立，其后便一切听命于沙俄。

民国建立后，北京政府坚决不承认外蒙独立。为了解决这一分歧，中国、俄国、外蒙三方进行了多轮曲折复杂的谈判，最终签订“中俄蒙协约”。根据协约，外蒙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俄国承认外蒙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协约又规定外蒙对内拥有充分的自主权。这就意味着外蒙仍未脱离俄国的势力范围，中俄两国在外蒙也都分别驻扎着军队。

从那时候起，中国政府一直在为外蒙撤治准备条件。袁世凯为了显示国家威信和实力，还特地从国内挑选人高马大的骑兵作为驻军。这些驻军全部配发黄呢军服和新式武器，军纪也很好，颇受驻地百姓的欢迎。

最大的障碍仍是俄国，然而十月革命的爆发却自动为中国消除了这一障碍——原驻外蒙的沙俄军队陆续撤回国内，闹革命的苏维埃政权又因忙于内战而无力兼顾外蒙。

北京政府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决定派遣徐树铮将军出兵西北，伺机收回外蒙主权。徐树铮是段祺瑞的首席幕僚，为人精明干练，文武双全，有“小诸葛”之称。他早年就读于日本士官学校，因为天资聪颖，时间不长就学会了说一口漂亮的日语，而且能运用自如。当时的中国人被日本人瞧不起，如果光听说话，一般日本人是不容易认出他是中国人的，但徐树铮不仅不隐瞒自己的中国人身份，而且还以此为傲。徐树铮具备很高的文化素养，他醉心于中国古代的盛世文明，认为中国虽然在近代衰弱了，受到列强乃至日本的欺侮，但一旦强盛起来，也仍旧可以征服各国。



中立者为徐树铮

徐树铮奉命出使外蒙后，发现日本也有染指外蒙的意图，并已提前在库伦驻兵。他亲自给日本武官松井中佐打电话，指出在既无条约依据，又未得到中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日军驻兵库伦乃是不折不扣的违法行为，同时下达最后通牒，要求日军必须在三小时之内，将武器全部送缴中方，一旦超过时限，即发动攻击。

日本由于准备不足，提前进驻库伦的部队很少，而徐树铮所率西北军，却是其一手编练和训练出来的精锐，装备和军官素质均为一流。不到半个小时，日军就按照要求乖乖地把武器交了出来。

徐树铮是个谋略型将领，吓退日本人之后，他又得对蒙古人进行心理战。在挥军开入库伦之前，他做了特别的布置，要求每一辆卡车限载二十名官兵，每名士兵都将所携武器尽量显露在外，以此给人造成器械鲜明、军容甚盛的印象。卡车进入库伦市区后，又特意绕着几条繁华街巷徐徐前行，接着才开往库伦西郊的红城军营。

进入军营，士兵一律不下车，而是在军官的监视下，俯伏于车厢之内，加上车身以巨幅帆布覆盖，车外根本看不到车内有人。这些车子在营房内稍事停留，即开到离库伦不远的地方，重新混入新来的兵车行列之内，一同进入库伦市区。如此来来往往，把库伦城的蒙人看得眼花撩乱，不知道西北军究竟来了多少人马。



北洋军官

红城军营乃袁世凯当政时下令修建的驻军区域。这座军营规模很大，能够容得下足足五个师。徐树铮只带来了一个旅，虽然西北军混成旅的编制名额比一般部队要多，但也只有八千多人，无法住满营房。徐树铮的设计是，每个连应入住容纳一个团的营房，即便营房内人不多，但营房门口必须布满哨兵，并严禁当地人接近营区。

蒙人不知真相，看到后以为每座营房都住满了人。这样粗略估计下来，进入库伦的西北军至少不下于五万人，与进城时的气派完全对应。此时日本驻兵的缴械事件已经传遍全城，令一般蒙人对徐树铮更是几乎奉若神明。

自抵达库伦后，徐树铮一直注意观察喇嘛高层的态度。喇嘛高层共有四位显要，徐树铮经过接触发现，担任外蒙自治政府总理兼内务总长的巴特玛多尔济乃掌握政府实权的核心人物。他由此认定巴特玛多尔济是一个必须极力争取的突破口，“撤治之事多向此人身上加工，定可得手。”

拿定了主意，徐树铮便主攻巴特玛多尔济，对其“结之以信，感之以情”，同时又对症下药，尽量满足对方个人的要求。



外蒙王公贵族及其妻妾

外蒙宣布独立后，活佛拥有王爵册封权，结果造成了封王过多、册封不公的弊端。在喇嘛高层的四位显要中，巴特玛多尔济年纪最大，权位最重，可是其他三人都封了亲王，而他偏偏只有王衔，没有实际被封。他对此耿耿于怀，在与徐树铮的交谈中，他答应会去劝活佛撤治，同时提出希望事成之后，中央能够册封他为亲王。徐树铮听后，当即向他许诺，表示一旦撤治完成，马上由中央加封他为亲王，“王衔立可册真，并其弟皆双俸”。

谈话的第二天，巴特玛多尔济跑来对徐树铮说，昨晚分别后，他连夜拜见活佛哲布尊丹巴，劝其取消自治，并痛陈利害，为此还哭了鼻子。在他反复劝说下，哲布尊丹巴终于口头同意撤治。

在此之前，徐树铮已在活佛身上下了不少功夫。筹边使署总务厅厅长王荫泰是徐树铮身边的红人，同时还是个美少年。他和一位活跃于库伦社交场的蒙古贵妇好上了，两人传出了罗曼史，而这位贵妇其实是活佛哲布尊丹巴的弟媳妇，由于她能常常接近活佛，所以在政治上很有力量。徐树铮得知后，就让王荫泰施展“美男计”，通过活佛的弟媳妇对活佛进行游说。活佛最后能够同意撤治，据说主要还是来自于这位弟妇的劝告。

活佛同意，还不能够一锤定音，因为柄政的是黄派喇嘛，同时巴特玛多尔济本身也是个城府极深的老狐狸，他能这么爽快地把消息告诉徐树铮，就有施缓兵之计的目的。徐树铮将计就计，对巴特玛多尔济说今晚就和他一起去与活佛面商撤治的办法。为了打消对方的顾虑，徐树铮还担保这一定会是一个春风拂面似的谈话过程，“决不令佛有失体面，或喇嘛王公有何不均”。



蒙古喇嘛

当天晚上，徐树铮突然风风火火地闯入巴特玛多尔济的寓所，要对方履行约定，和他一道去敦促活佛率众请求撤治，并且要求把具体撤治的条例完全简化，一切详细办法待撤治完成后再另行商定。

徐树铮的这一说法与“春风拂面”已经完全不同，就是一个霸王硬上弓的做派。巴特玛多尔济见势不好，只得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加以推诿。徐树铮顿时变了脸，他声色俱厉，放出了“祸蒙之罪，不在佛而在喇嘛”这样的狠话，接着又“恶狠狠”地表示他可以将撤治的日期再宽限一天，但事情必须在第二天晚上解决，否则就不用谈了——他会马上逮捕活佛，巴特玛多尔济本人也别想跑，“执事虽老，亦当随行”。

巴特玛多尔哪里料得到白天态度还温婉亲切、彬彬有礼的这位汉家大将会突然变脸，而且变得如此彻底冷酷，当场被惊得目瞪口呆。在徐树铮的逼迫下，第二天他赶紧召集喇嘛王公全体会议，决定先由自治政府的各部部长在自请撤治的呈文上签名盖印，然后再让活佛率众向北京政府送上呈文。

虽然巴特玛多尔已答应照办，但徐树铮还唯恐夜长梦多，他特地办了一桌“鸿门宴”，令参谋将活佛哲布尊丹巴等人请来吃饭，席间就有言在先：“活佛不在呈文上签字，今晚谁也不能走！”活佛哪敢不从，只得依言在呈文上签了字。

徐树铮的“狂暴”举动令常驻外蒙的中方外交官都不太适应，觉得太过分，还是应该采用怀柔政策为好。徐树铮给他的回答是：“只有非常之人，才能立非常之功，也才能做出非常之举！”

1919年11月17日，历史应该永远记住这一天，当天外蒙自治政府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自愿撤治。蒙古全境至此重归祖国，尤其是唐努乌梁海，早已被沙俄侵占，也在此时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