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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種荒謬與歡笑的可能 辛波絲卡詩導讀 陳黎‧張芬齡 一九九六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辛波絲卡(Wislawa Szymborska)，一九二三年七月二日出生於波蘭西部小鎮布寧（Bnin，今為科尼克[Kornik]一部份），八歲時移居克拉科夫(Cracow)，至今仍居住在這南方大城。她是第三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女詩人（前兩位是一九四五年智利的密絲特拉兒和一九六六年德國的沙克絲），第四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波蘭作家，也是當今波蘭最受歡迎的女詩人。她的詩作雖具高度的嚴謹性及嚴肅性，在波蘭卻擁有十分廣大的讀者。她一九七六年出版的詩集《巨大的數目》，第一刷一萬本在一週內即售光，這在詩壇真算是巨大的數目。 辛波絲卡於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間，在克拉科夫著名的的雅格隆尼安大學修習社會學和波蘭文學。一九四五年三月，她在波蘭日報副刊發表了她第一首詩作〈我追尋文字〉。一九四八年，當她正打算出第一本詩集時，波蘭政局生變，共產政權得勢，主張文學當為社會政策而作。辛波絲卡於是對其作品風格及主題進行全面之修改，詩集延至一九五二年出版，名為《存活的理由》。辛波絲卡後來對這本以反西方思想，為和平奮鬥，致力社會主義建設為主題的處女詩集，顯然有無限的失望和憎厭，在一九七Ｏ年出版的全集中，她未收錄其中任何一首詩作。 一九五四年，第二本詩集《自問集》出版。在這本詩集裡，涉及政治主題的詩作大大減少，處理愛情和傳統抒情詩主題的詩作佔了相當可觀的篇幅。一九五七年，《呼喚雪人》出版，至此她已完全拋開官方鼓吹的政治主題，找到了自己的聲音，觸及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歷史，人與愛情的關係。在〈布魯各的兩隻猴子〉一詩（布魯各Brueghel為十六世紀法蘭德斯畫家，畫作常寓道德與教誨意味，〈兩隻猴子〉為其一五六二年油畫，現藏於柏林達雷姆美術館，畫中二猴被鐵鍊拴於窗台，窗外為安特衛普港口及街景），辛波絲卡將它們和正在接受人類學考試的人類置於平行的位置，透露出她對自然萬物的悲憫，認為它們在地球的處境並不比人類卑微（亦有論者將此詩詮釋為對史達林統治時期高壓政治的嘲諷）。然而，儘管現實世界存有缺憾，人間並非完美之境，但辛波絲卡認為生命仍值得眷戀。在〈未進行的喜馬拉雅之旅〉一詩，辛波絲卡無意以喜馬拉雅為世外桃源，反而呼喚雪人（Yeti，傳說住在喜馬拉雅山），要他歸返悲喜、善惡、美醜並存的塵世。在〈企圖〉一詩，她重新詮釋波蘭極著名的一首情歌〈甜美的短歌〉（「你走上山坡，我走過山谷。你將盛開如玫瑰，我將長成一株雪球樹……」），道出她對生命的認知：渴望突破現狀，卻也樂天知命地接納人類宿命的局限。 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鹽》裡，我們看到她對新的寫作方向進行更深、更廣的探索。她既是孤高的懷疑論者，又是慧黠的嘲諷能手。她喜歡用全新的、質疑的眼光去觀看事物；她拒絕濫情，即便觸及愛情的主題，讀者會發現深情的背後總有一些反諷、促狹、幽默的影子。她企圖在詩作中對普遍人世表達出一種超然的同情。在〈博物館〉，辛波絲卡對人類企圖抓住永恆的徒然之舉發出噫歎；生之形貌、聲音和姿態顯然比博物館裡僵死的陳列品更有情有味、更有聲有色。在〈不期而遇〉，她借大自然動物的意象，精準有力、超然動人地道出老友相逢卻見當年豪情壯志被歲月消蝕殆盡的無奈，以及離久情疏的生命況味。在〈金婚紀念日〉，她道出美滿婚姻的神話背後的陰影──長期妥協、包容的婚姻磨蝕了一個人的個性特質，也抹煞了珍貴的個別差異：「性別糢糊，神秘感漸失，╱差異交會成雷同，╱一如所有的顏色都褪成了白色」。 一九六七年，《一百個笑聲》出版，這本在技巧上強調自由詩體，在主題上思索人類在宇宙處境的詩集，可說是她邁入成熟期的作品。一九七二年出版的《可能》，和一九七六年的《巨大的數目》更見大師風範。在一九七六年之前的三十年創作生涯中，辛波絲卡以質代量，共出版了一百八十首詩，其中只有一百四十五首是她自認成熟之作，她對作品要求之嚴由此可見一斑。在辛波絲卡的每一本詩集中，幾乎都可以看到她追求新風格、嘗試新技法的用心。誠如她在〈巨大的數目〉一詩裡所說：「地球上住著四十億人，╱但是我的想像依然故我。╱它和巨大的數目格格不入。╱個人質素仍是其動力。」的確，在其寫作生涯中，她的題材始終別具一格：微小的生物，常人忽視的物品，邊緣人物，日常習慣，被遺忘的感覺。她敏於觀察，往往能自日常生活汲取喜悅，以簡單的語言傳遞深刻的思想，以小隱喻開啟廣大的想像空間，寓嚴肅於幽默、機智，是以小搏大，舉重若輕的語言大師。辛波絲卡用字精鍊，詩風清澈、明朗，詩作優游從容、坦誠直率，沉潛之中頗具張力，享有「詩界莫札特」的美譽。然而她平易語言的另一面藏有犀利的刀鋒，往往能夠為讀者劃開事物表象，挖掘更深層的生命現象，為習以為常的事物提供全新的觀點，教讀者以陌生的眼光去看熟悉的事物。 在〈恐怖份子，他在注視〉一詩，辛波絲卡以冷靜得幾近冷漠的筆觸，像架設在對街的攝影機，忠實地呈現定時炸彈爆炸前四分鐘酒吧門口的動態──她彷彿和安置炸彈的恐怖份子一起站在對街，冷眼旁觀即將發生的悲劇。辛波絲卡關心恐怖手段對無辜民眾無所不在的生命威脅，但她知道無言的抗議比大聲疾呼的力量更強而有力。她讓敘述者的冷淡和事件的緊迫性形成了強烈的對比，讀者的心情便在這兩股力量的拉鋸下，始終處於焦灼不安的狀態，詩的張力於是巧妙地產生了。在〈聖殤像〉，辛波絲卡以同情又略帶嘲諷的語調，將政治受難英雄的母親塑造成媒體的受害者。兒子受難，母親卻得因為追悼人潮的湧入和探詢，時時刻刻──接受訪問，上電視或廣播，甚至參與電影演出──重溫痛苦的回憶，一再複述兒子殉難的場景。然而傷痛麻木之後，自己的故事似乎成了別人的故事。母親流淚，究竟是因為喪子之慟仍未撫平，還是因為弧光燈太強？是個值得玩索的問題。而在〈隱居〉一詩，辛波絲卡拋給我們另一個問題。有這麼一位隱士：「住在漂亮的小樺樹林中╱一間有花園的小木屋裡。╱距離高速公路十分鐘，╱在一條路標明顯的小路上。」他忙著接待各地的訪客，樂此不疲地說明自己隱居的動機，愉快地擺姿勢接受拍照。令人不禁懷疑：他真正喜歡的是粗陋孤寂的隱居生活，還是隱居所獲致的邊際效益──他人的讚嘆和仰慕所引發的自我膨脹和虛榮的快感？此詩以幽默、戲謔的輕鬆口吻，探討與人性相關的嚴肅主題，這正是辛波絲卡詩作的重要特色，一如〈在一顆小星星底下〉末兩行所揭示的：「啊，言語，別怪我借用了沉重的字眼，╱卻又費心勞神地使之看似輕鬆。」這或許也是辛波絲卡能夠成為詩壇異數──作品嚴謹卻擁有廣大讀者群──的原因吧！ 身為女性詩人，辛波絲卡鮮少以女性問題為題材，但她不時在詩作中流露對女性自覺的關心。在〈一個女人的畫像〉，辛波絲卡為讀者描繪出一個為愛改變自我、為愛無條件奉獻、因愛而堅強的女人。愛的枷鎖或許讓她像「斷了一隻翅膀的麻雀」，但愛的信念賜予她夢想的羽翼，讓她能扛起生命的重擔。這樣的女性特質和女性主義者所鼓吹的掙脫父權宰制、尋求解放的精神有著極大的衝突，但辛波絲卡只是節制、客觀地敘事，語調似乎肯定、嘲諷兼而有之。她提供給讀者的只是問題的選項，而非答案。對辛波絲卡而言，性別並不重要；個人如何在生命中為自己定位才是她所關心的。 人與自然的關係也是辛波絲卡關注的主題。在她眼中，自然界充滿著智慧，是豐沃且慷慨的，多變又無可預測的：細體自然現象對人類具有正面的啟示作用。她對人類在大自然面前表現出的優越感和支配慾望，頗不以為然。她認為人類總是過於渲染自身的重要性，將光環籠罩己身而忽略了周遭的其他生命；她相信每一種生物的存在都有其必然的理由，一隻甲蟲的死亡理當受到和人類悲劇同等的悲憫和尊重（〈俯視〉）。窗外的風景本無色，無形，無聲，無臭，又無痛；石頭無所謂大小；天空本無天空；落日根本未落下。自然萬物無需名字，無需人類為其冠上任何意義或譬喻；它們的存在是純粹的，是自身俱足而不假外求的（〈一粒沙看世界〉）。人類若無法真誠地融入自然而妄想窺探自然的奧秘，必定不得其門而入（〈與石頭交談〉）。理想的生活方式其實垂手可得，天空是可以無所不在的──只要與自然合而為一，只要「一扇窗減窗臺，減窗框，減窗玻璃。╱一個開口，不過如此，╱開得大大的。」當人類與自然水乳交融時，高山和山谷、主體和客體、天和地、絕望和狂喜的明確界線便不復存在，世界不再是兩極化事物充斥的場所，而是一個開放性的空間（〈天空〉，收錄於一九九三年出版的詩集《結束與開始》）。 辛波絲卡閱讀的書籍範疇極廣，她擔任克拉科夫《文學生活》週刊編輯近三十年(1953-1981)，撰寫一個名為「非強制閱讀」的書評專欄。一九六七到一九七二年間，她評介了一百三十本書，而其中文學以外的書籍佔了絕大的比例，有通俗科學（尤其是關於動物方面的知識性書籍）、辭書、百科全書、歷史書，心理學、繪畫、哲學，音樂、幽默文類、工具書、回憶錄等各類書籍。這麼廣泛的閱讀觸發了她多篇詩作的意念和意象。辛波絲卡曾數次於書評和訪談中對所謂的「純粹詩」表示懷疑。在一篇有關波特萊爾的書評裡，她寫道：「他取笑那些在詩中稱頌避雷針的詩人。這樣的詩或許稍顯遜色，但在今日，這個主題和任何事物一樣，都可以成為絕佳的精神跳板」。辛波絲卡認為詩人必須能夠也應該自現實人生取材；沒有什麼主題是「不富詩意」的，沒有任何事物是不可以入詩的。從她的詩作，我們不難看出她對此一理念的實踐：她寫甲蟲、石頭、動物、植物、沙粒、天空；她寫安眠藥、履歷表、衣服；她寫電影、畫作、劇場；她寫戰爭、葬禮、色情文學、新聞報導；她也寫夢境、仇恨、定時炸彈、恐怖份子。辛波絲卡對事物有敏銳的洞察力，因此她能將詩的觸角伸得既廣闊且深遠。對辛波絲卡而言，詩具有極大的使命和力量，一如她在〈寫作的喜悅〉中所下的結語：「寫作的喜悅。╱保存的力量。╱人類之手的復仇。」詩或許是人類用來對抗有限人生和缺憾現實的一大利器。詩人在某種程度上和「特技表演者」有相通之處：缺乏羽翼的人類以「以吃力的輕鬆，╱以耐心的敏捷，╱在深思熟慮的靈感中」飛翔。詩，便是詩人企圖緊握「搖晃的世界」所抽出的「新生的手臂」；詩，便是在夢想與現實間走索的詩人企圖藉以撐起浮生的一根竿子。 一九七六年之後，十年間未見其新詩集出版。一九八六年《橋上的人們》一出，遂格外引人注目。令人驚訝的是，這本詩集竟然只有二十二首詩作，然而篇篇佳構，各具特色，可說是她詩藝的高峰。在這本詩集裡，她多半以日常生活經驗為元素，透過獨特的敘述手法，多樣的詩風，錘鍊出生命的共相，直指現實之荒謬、局限，人性之愚昧、妥協。 〈葬禮〉一詩以三十五句對白組成，辛波絲卡以類似荒謬劇的手法，讓觀禮者的話語以不合邏輯的順序穿梭、流動、交錯，前後句之間多半無問答之關聯，有些在本質上甚至是互相衝突的。這些對白唯一的共通點是──它們都是生活的聲音，瑣碎、空洞卻又是真實生命的回音。在本該為死者哀慟的肅穆葬禮上，我們聽到的反而是生者的喧嘩。藉著這種實質和形式之間的矛盾，辛波絲卡呈現出真實的生命形貌和質感，沒有嘲諷，沒有苛責，只有會心的幽默和諒解。 在〈寫履歷表〉一詩，辛波絲卡則以頗為辛辣的語調譏諷現代人功利導向的價值觀──將一張單薄的履歷表和一個漫長、複雜的人生劃上等號，企圖以一份空有外在形式而無內在價值的資料去界定一個人，企圖以片面、無意義的具體事實去取代生命中諸多抽象、無以名之的的美好經驗。然而，這樣的荒謬行徑卻在現代人不自覺的實踐中，成為根深蒂固的生活儀式，詩人為我們提出了警訊。 在〈衣服〉一詩中，辛波絲卡不厭其煩地列出不同質料、樣式的衣服名稱，及其相關之配件、設計細節，似乎暗示生命的局限──再嚴密的設防，也無法阻攔焦慮、心事、病痛、疏離感的滲透。即使抽出了圍巾，在衣服外再裹上一層保護膜，也只是一個蒼涼無效的生命手勢。然而，辛波絲卡對人世並不悲觀。在〈橋上的人們〉，她以日本浮世繪畫家歌川廣重的版畫〈驟雨中的箸橋〉為本，探討藝術家企圖用畫筆攔截時間、擺脫時間束縛的用心。英國詩人濟慈(John Keats, 1795-1821) 在〈希臘古甕頌〉一詩裡，曾經對藝術的力量大大禮讚一番，因為它將現實凝結為永恆，並且化解了時間對人類的威脅。辛波絲卡稱歌川廣重為「一名叛徒」，因為他讓「時間受到忽視，受到侮辱」，讓「時間失足倒下」，因為他「受制於時間，卻不願意承認」。企圖以寫作，以「人類之手的復仇」對抗時間與真實人生的詩人，其實是藝術家的同謀，共犯。但辛波絲卡相信，此種與時間對抗的力量不僅蘊藏於藝術品裡，也可以當下體現：有些人，進一步地，在面對現實人生，在接受生命苦難本質的同時，聽到了畫裡頭「雨水的濺灑聲，╱感覺冷冷的雨滴落在他們的頸上和背上，╱他們注視著橋以及橋上的人們，╱彷彿看到自己也在那兒╱參與同樣無終點的賽跑，╱穿越同樣無止盡，跑不完的距離，╱並且有勇氣相信╱這的確如此。」人類（藝術家或非藝術家）的堅毅與想像，支持這孤寂、抽象的長跑一代復一代地延續下去。 辛波絲卡關心政治，但不介入政治。嚴格地說，她稱不上是政治詩人──也因此她的書能逃過官方檢查制度的大剪，得以完整的面貌問世──但隱含的政治意涵在她詩中到處可見。早期詩作〈然而〉（收錄於一九五七年出版的《呼喚雪人》）是辛波絲卡少數觸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的殘暴行徑的詩作之一。因此，這首詩格外值得注意──它不但對納粹集體大屠殺的暴行加以譴責，同時也暗指波蘭社會某些人士對猶太人的命運漠不關心。在以德軍佔領期的波蘭為背景的另一首詩作〈可能〉（收錄於一九七二年出版的《可能》），處處可見不安，恐懼，逮捕，驅逐，處死的暗示性字眼。辛波絲卡的宿命觀在此詩可略窺一二：生命無常，在自然界和人類世界，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但是，辛波絲卡的政治嘲諷和機智在〈對色情文學的看法〉一詩中發揮得淋漓盡致。八十年代的波蘭在檢查制度之下，政治性、思想性的著作斂跡，出版界充斥著色情文學。在這首詩裡，辛波絲卡虛擬了一個擁護政府「以思想箝制確保國家安全」政策的說話者，讓他義正嚴詞地指陳思想問題的嚴重性超乎色情問題之上，讓他滔滔不絕地以一連串的色情意象痛斥自由思想之猥褻、邪惡。但在持續五個詩節嘉年華會式的激情語調之後，辛波絲卡設計了一個反高潮──在冷靜、節制的詩的末段，他刻意呈現自由思想者與志同道合者喝茶、翹腳、聊天的自得和無傷大雅。這樣的設計頓時瓦解了說話者前面的論點，凸顯其對思想大力抨擊之荒謬可笑，也間接對集權國家無所不在的思想監控所造成的生存恐懼，提出了無言的抗議。 辛波絲卡認為生存是天賦人權，理應受到尊重。在〈種種可能〉一詩，她對自己的價值觀、生活品味、生命認知做了相當坦率的表白。從她偏愛的事物，我們不難看出她恬淡自得、自在從容、悲憫敦厚、不道學、不迂腐的個性特質。每個人都是獨立的自主個體，依附於每一個個體的「種種可能」正是人間的可愛之處。透過這首詩，辛波絲卡向世人宣告生命之多樣美好以及自在生存的權利，因為「存在的理由是不假外求的」。 辛波絲卡的詩無論敘事論理絕少賣弄抽象晦澀的意識形態；她擅以敏於觀察的慧眼和明晰精準的用字，呈現出對人世超然的同情和嘲諷。曾有人質疑她取材通俗流於平凡，殊不知正因為如此，她的詩作才具有坦誠直率的重要特質。這份坦直也吸引了名導演奇士勞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 一九九三年，我在華沙過聖誕。天氣爛透了，不過賣書的攤販已擺出攤子作生意。我在其中一個書攤上發現了一小本 辛波絲卡的詩集。她是 Roman Gren最喜歡的詩人── Roman Gren是《三顏色》的譯者。我買下這本書，打算送給他。辛 波絲卡和我從未碰過面；我不知道我們是否有共通的朋友。就在我胡亂翻閱這本書的時候，我看到了〈一見鍾情〉。這 首詩所表達的意念和《紅》（即《紅色情深》）這部電影十分相近。於是我決定自己留下這本詩集。 這本詩集即是《結束與開始》。在〈一見鍾情〉這首詩，我們看到人與人之間的微妙關係：兩個素昧平生的人偶然相識，擦出火花，然而這真的是第一次交會嗎？在此之前或許兩人曾經因緣際會「擦肩而過一百萬次了」──在人群中，撥錯的電話中，經過旋轉門的時候，在機場接受行李檢查的時候；一片飄落的葉子，一個消失於灌木叢中的球，或一個類似的夢境，都可能是連結人與人之間的扣環。有了這層體認，我們便可用全新的角度去看待疏離的人際關係，並且感受到一絲暖意和甜蜜。 在〈有些人喜歡詩〉這首詩裡，辛波絲卡如是寫道： 有些人── 那表示不是全部。 甚至不是全部的大多數，而是少數。 倘若不把每個人必上的學校 和詩人自己算在內，一千個人當中大概會有 兩個吧。 喜歡── 不過也有人喜歡雞絲麵湯。 有人喜歡恭維和藍色，有人喜歡老舊圍巾， 有人喜歡證明自己的論點， 有人喜歡以狗為寵物。 詩── 然而詩究竟是怎麼樣的東西？ 針對這個問題 人們提出的不確定答案不只一個。 但是我不懂，不懂又緊抓著它不放， 彷彿抓住了救命的欄杆。 這也許不是一個詩的時代──或者，從來就未曾有過詩的時代──但人們依舊寫詩、讀詩，詩依舊存活著，並且給我們快樂與安慰，對許多人而言，詩真的像「救命的欄杆」。辛波絲卡是懂得詩和生命的況味的，當她這樣說：「我偏愛寫詩的荒謬╱勝過不寫詩的荒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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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诗为何物…… 只看得懂简练的中文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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