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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医患关系真相!很多人却不知道……

发布者: wangxiaoya | 发布时间: 2020-1-14 11:28| 查看数: 309| 评论数: 0|



作者:薄世宁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重症监护科副主任医师

来源:瞭望智库(ID:zhczyj

1月10日,一篇名为《世间安得双全法,让我安静做医生》的文章在网上广泛流传。文章作者称自己是四川省人民医院医生,自己的同事张医生10日在上班期间被患者家属殴打,鼻骨骨折。打人者系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该副局长的家人在该医院就诊。



文章截图

后经核实,网上反映的“双流区法院执行局副局长”系成都市双流区法院执行局副局长贺某。目前,公安机关已将贺某带至派出所进行调查,依法处理。

著名医史学家亨利·西格里斯在《医学社会学》里曾写道,每一个医学行动始终涉及两类当事人:医师和病员,或者更广泛地说,医学团体和社会,医学无非是这两群人之间多方面的关系。

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看待医生与患者的关系呢?库叔分享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重症监护科副主任医师薄世宁的文章,告诉大家,医生与患者不是利益对立的甲方乙方,而是联盟。

1

医疗活动不是消费

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医患关系呢?我认为,只有先理解医疗活动的真相,才能理解医患关系的实质。

很多人觉得:我花钱去医院看病,我就是消费者,买的是医生专业的诊断、治疗,还有药品、检查及护理服务。那么,就医真的是一种消费活动吗?不是。人们之所以有把医疗当作消费的错误想法,是因为没有考虑医疗行业的特殊性,而且把医疗看成消费也是激发医患矛盾的最常见的原因之一。

如果医疗是消费,那就意味着消费的内容、流程和目标应该是提前确定好的。但是医疗行为是不确定的,每一个病人都是不同的个体,即使针对同一种病,治疗过程和手段也不完全相同,同时治疗结果也是不确定的。如果医疗活动是消费,那消费者必须为每项服务付费。实际上很多疾病的治疗费用是由政府承担的,比如计划免疫,比如艾滋病患者的治疗等。如果就医是消费,那么患者对某次消费不满意,可以要求退款吗?医院可以促销打折吗?可以用广告吸引消费者吗?当然不可以。

那医疗活动是什么呢?中国外科学泰斗、普通外科专业的主要开拓者和创始人裘法祖先生打过一个比方:治疗就像过河。医生和病人都以彼岸为目标,由医生背着病人过河。但是在渡河的过程中,只能制定一个大概的路线和方向。是否会遇到暗流、波折,是否能顺利到达彼岸,何时到达,谁都不知道。

过河这个比喻形象地说明了医疗过程。理解了这一点,医患关系的实质也就容易理解了。我个人认为,在疾病这条湍急的河流面前,用联盟这个词来描述医生和病人的关系最为贴切,因为医生和病人的关系符合联盟关系的所有属性。首先,在治病过程中,不仅仅是医生,患者也是积极主动的,是有贡献的。其次,双方优势互补,共同决策,分担利益和风险。

2

病人的巨大贡献

每个去医院看病的人都会有或多或少的担心:医生的水平如何?会不会草菅人命?态度好不好?会不会敷衍了事?会不会过度医疗?治病流程是不是科学?我的尊严和隐私会不会得到足够的尊重?

可以看出,这些担忧都是从医生的单方面角度考虑的。确实有少数技术和道德需要改善的医生影响了医患关系,但是大家都忽略了医患关系中患者一方的重要作用。在疾病的治疗过程中,不仅仅是医生在付出,病人也是积极主动的,是有贡献的,只是这一点经常被忽视。这也是理解医患联盟关系的第一个层面。

有一种病叫慢性心力衰竭,也就是由很多病因导致病人心脏功能逐渐衰竭的一种综合征。患这种病的病人,生存质量会越来越差,到最后甚至连平躺都成了奢望,目前只能靠心脏移植来治愈。

全球每年有约100万个严重的慢性心力衰竭患者需要进行心脏移植手术,但根本没有数量如此庞大的供体。在过去10年中,全球心脏移植手术的数量一直固定在每年4000到4500次。也就是说,无数病人在等待供体的希望中受尽疾病的折磨,最终死去。终末期心衰的病人,如果找不到供体做心脏移植,一年的生存率只有50%左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医生们研发出了人工心脏,在找到合适的心脏供体之前,它可以代替病人的心脏工作。

1982年12月2日,61岁的巴尼·克拉克走上手术台接受了人工心脏植入手术。手术做得非常成功,但是效果却不理想。术后,克拉克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胃管、尿管、引流管。更痛苦的是,他脖子两侧的大血管要通过两条2米多长的软管连到一个机器上。这个机器就是空气压缩机,它负责驱动血液循环。

在经受了112天的痛苦之后,克拉克最终还是因为器官衰竭和严重感染而没能存活下来。其实,如果不做这个手术,他有可能活得更久。

看到这里,你也许会想:这种手术不是忽悠病人吗?

还真不是。在接受手术之前,克拉克很清楚当时的医疗技术不太成熟。不做手术,他的心脏还可以凑合着用一段时间;做了手术,他就可能面临痛苦和死亡。但他最终还是选择接受手术治疗,他说:“只愿医生经此获得的经验,在未来可以用于拯救他人。”

紧接着,一个个病人躺在手术台上接受了人工心脏植入手术。今天,人工心脏移植技术已经成为心脏移植之前的一项关键技术,甚至有人可以背着人工心脏打球、跑步、开车。这项技术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人工心脏植入者的最长存活期已经达到了十几年。在美国,每年有8000人依靠人工心脏维持生命。

以前,所有的医学进步都强调医生的权威和努力,医生不仅是技术权威,还是道德权威,但这不是全部的事实。克拉克这一病例告诉我们,医学进步的背后也有无数病人生命的付出和对医生的信任。每种新药到了研发的最后阶段,都要有病人用身体来验证药物的疗效和安全性。几乎每一种新的手术在最早的实施阶段,都可能会有病人因手术失败或并发症而去世。正是病人的付出和牺牲,加上医生的坚持和努力,才让每种治疗方案越来越成熟。

中国神经外科的开拓者和创始人、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忠诚就曾说:“病人对我们的成长做出了很大贡献。”面对医学,患者从来都不是被动的,他们做了非常大的贡献,只是这一点经常被忽略。病人在医疗过程中做出贡献,表现出主动性,正像联盟内部的合作伙伴一样,他们和医生目标一致,并为此付出了积极的努力。

3

医患双方共同决策

在治疗的过程中,医患双方各具优势,且优势互补。这是理解医患联盟关系的第二个层面。

医生具有技术优势,掌握诊断技术,可以探究病因、预后、提供治疗方案及预防策略。也就是说,医生知道该怎么过河。患者的优势是了解自己的具体情况和需求,可以向医生提供本人生活习惯和其他有助于诊断和治疗的关键信息,并反馈治疗的体会。所以,在疾病面前,尤其是在复杂疾病面前,医患双方需要联合这些优势,共同决策、共享利益、共担风险。

我治疗过一个羊水栓塞的35岁产妇。在手术台上,她的心跳停了9次,被送到ICU 的时候,多个脏器都衰竭了。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她的心脏又停跳了4次,血压垮了,凝血功能也出现了障碍。

临床上羊水栓塞的发生率虽然很低但死亡率很高,这位产妇在羊水栓塞的基础上又并发了多器官衰竭、凝血功能衰竭、休克……她的死亡率几乎是100%。这个时候,病人又发生了严重的脑水肿(脑组织肿胀)。如果情况继续恶化,那么病人面临的就是脑疝和死亡。

我的判断是给病人做CRRT(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也就是用一台机器清除产妇体内的毒素及水分。这样做肯定对治疗脑水肿有利,但产妇发生了严重休克,治疗过程中心跳随时有可能再次停止。她凝血功能衰竭,身上每一个针眼都在渗血,做CRRT 就必须进行股静脉穿刺,在血管里留置一根导管,不然无法把病人的血液引出来在体外进行净化,但是一旦穿刺失败,误伤大动脉,病人很可能会大出血而死。

我没有100%的胜算,还有100个理由不去做这样的冒险操作,但是做CRRT对这位产妇来说是此时唯一的生路。我把产妇的丈夫叫来,和他一起分析病情。他最后只说了一句话:“我完全相信你。我只问你一句话,如果这是你的家人,你做还是不做?”

最后,我选择给病人做CRRT,第二天病人就醒了,过了几天,她痊愈出院了。

医学永远面临很多决策,不存在完全的对与错,至少在目前的条件下,我们很难判断正确与否。这个时候,医生和患者应该共同决策、共担风险、共同往前走。

作为医生,我最喜欢听病人说的一句话是:“我相信你,我们一起努力。”我也相信,病人家属最喜欢听医生说的一句话是:“如果这个病人是我的家人,那么我会选择……”

因为在疾病面前,医生和病人是协同作战的联盟。

生病了别怕,有我背着你,你可抱紧了我,咱们一起过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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