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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翻“新三座大山”,去资本化只是第一步

发布者: wangxiaoya | 发布时间: 2021-7-27 21:33| 查看数: 98| 评论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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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建

来源:西泽研究院(ID:wendao-thinkers)

在整个顶层设计中,政府原本想依靠市场和资本的力量来解决教育、医疗和住房这所谓的“新三座大山”问题,就像四十多年前成功的依靠市场和资本(引进外资)解决了普遍贫困问题。但是由于资本的过度逐利性、商业化和短视化,与教育、医疗、住房所具有的长期社会属性不相匹配,暴露出了很多恶劣的问题。当问题逐渐暴露后,高层就开启了一个看似强硬的去资本化过程。但是这样的去资本化,在这三大领域与国际资本市场关联非常密切的背景下(在美股上市的中概股有大量的教育和医疗公司,而房地产公司有巨大的外债),所造成的中概股和中资美元债的巨大价值重估,或者说是价值塌陷,可能会加速中国经济与全球资本市场的脱钩。

然而这可能已经不是高层重点考虑的问题。站在一个国家层面,贫困当然不是社会主义,但是普遍贫困问题解决完之后,下一个一百年要做什么?国家统一,共同富裕,民族复兴。这是国家的大战略,这是投资要看的第一趋势。这里有一个大的逻辑: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组合耐人寻味,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权重可以根据形势需要不断调整。改革开放初期的本意是想通过市场经济解决增量做大的问题,然后通过社会主义解决存量分配的问题。可以说,在整个政策设计的逻辑主线里,现在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组合权重进行调整的时候了。是市场多一点,还是计划多一点,这要看最终的目的,是效率还是公平,是鼓励先富还是抑制后富。回头来看,十八大是市场经济话语权的最高峰;自十九大后,高层的话语体系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做宏观的必须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深刻内涵。当下,在绝对贫困问题解决以后,下一步就需要解决相对的贫富差距问题,还有一系列民生问题。这是两个一百年交汇处必然做出的选择。去资本化可能是第一步,然后重新考虑可市场化的边界,或者全部国有化,回到大一统的模式。

对于新三座大山,国家本来是想通过市场经济的手段来解决,尤其是十八大,将市场经济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十多年的实践证明,单靠市场和私人资本无法解决新三座大山问题。那么就自然而然的回到社会主义,这是本能的国家意志和政策反应:市场经济负责效率,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搞钱激发人的积极性;社会主义负责公平,受教育、被医治、有容身之处,这体现的是一种“人权”。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四十多年来就是这样在融合和冲突的矛盾关系中前行,显示出中国经济社会体制的另一种韧性和张力。恰恰就是这种张力,成就了中国经济当前的发展成果。然而,如果这个韧性空间和张力一旦消失,就很可能发生巨大的“制度内卷”和历史回潮。这个不宜盲目论断,因为改革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在动力学上,很多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不到黄河不死心。

在顶层设计者的叙事体系里,现在的改革都是硬骨头,容易改的都改过了,现在每一项改革都是攻坚战。原因何在,因为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主要特征是涌现出了各种靠金钱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也就是改革的航船进入到了一个灰色地带,一个复杂不确定的“量子世界”,很多问题都是不同属性的叠加态。简单的问题容易解决,但现在很多问题都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叠加态,政府和市场的叠加态。这种状态,我们称之为改革的深水区、“无人区”。医疗体系为典型代表,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处理好的。因为医疗这种产品,既不是单纯的私人物品,又不是单纯的公共物品,而是一种叠加态的产品。这种领域的改革最难。

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进行准公共产品和社会企业的研究。因为将来很多问题,全球的,国内的很多问题,包括健康、环保、气候、社会稳定等很多严重问题,都不是单纯的经济和商业问题,而是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单靠公共部门,也不能单靠商业企业,应该有一个“第三条道路”。但是这条道路是超越传统经济学思想认知的,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还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学,都很难做出解释,前者要否定理性人自利的基本假设,后者要颠覆“计划委员会”的计算模型。做到这两点都很难,都是对“致命的自负”的破执。

中国经济发展了几十年,改革开放的做法就是通过市场化的方法解决总量供给不足的问题。计划经济是供给不足的,市场经济是需求不足。市场化的前三十年,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改革初期我们常说的就是“一包就灵”,只要明确责权利,尤其是最大化的缩小最小利润核算单位,中国人在金钱的驱使下,会激发出无穷的积极性。所以在中国改革最成功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家庭为最小的独立核算单位,市场经济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

然而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问题却无法单纯的用市场经济,用“一包就灵”的方式解决。因为从理论上来说它们是一种准公共产品,或者说公私混合品,其供需体系的设计本身就是一个世界难题。即使是建立“市场经济+社保体系”多年的看似比较“完美”的西方发达国家,这方面的做法也广受诟病。比如美国的医疗体系,几乎也处于一个无解的状态,无论是采取全民医保还是发展私人医疗产业,都无法解决问题,一直是众矢之的并倍受诟病。这种既有社会属性,又有商业属性的产品和服务,作为一种灰色地带的存在,既无法完全依靠政府采用计划经济的手段解决,又无法完全采用市场经济通过商业利益的无形之手解决,这些给了经济学、政策科学一个极大的棘手问题。

在十几年前,中国政府希望引导私人资本进入(主要是教育和医疗),通过改善和扩大供给以解决新社会的“三座大山”问题。然而十几年过去了,这三大民生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明显的解决,而且还进入一种“内卷”状态。中小学生在各种校外辅导班的重压下不堪重负,看病越来越难越来越贵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房地产不仅没有房住不炒,一些金融资本(炒房团)反而在房炒不住,一线城市的房产成为了金融衍生品的标的资产......

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主要有三个:

第一,这几个领域存在极大的信息不对称和正的外部性,主要是医疗和教育的产品和服务,无法完全标准化,信息的主导权在供给者。如果完全以市场和商业利益为导向,供给方会在利益的驱使下,利用信息优势做出不利于需求方的行为。用不完全合同的理论来解释,就是这几个领域无法用合同明文覆盖的地方非常多,以至于导致“市场失灵”。恰因为如此,由于无法完全用市场机制的约束激励手段,人们才用了“道德情操”和社会舆论的“补充协议”,称医生为“白衣天使”,称教师为“人类园丁”,企图用道德层面的激励约束,弥补市场和商业层面的问题。可以说一个普遍的规律是,越是强调道德的领域,越是市场机制无法解决的领域。然而道德是个软约束。

第二,中国现阶段的资本感觉没有耐心,缺乏一种长期主义和社会担当的气质。它们最关心的一是能不能实现指数级增长(客户数量或营收),二是能不能以最快的时间登录资本市场。这两大诉求,恰恰最不适合做教育和医疗,因为教育和医疗的服务本质是生命的精神和生理,而生命是无法用商品的标准度量的。资本的这种短期逐利性,会促使公司在运营中加大教育的焦虑传播,医疗器材和医药价格被虚高定价,腐败横行,最终导致教育内卷化,医患关系前所未有的紧张。而房地产资本,在土地—住房双轨制下,既是土地财政的终端,又是一个典型的债务型资本。他们一方面助推了房价泡沫(捂盘屯地),另一方面制造了巨大的债务风险,给金融和社会系统的稳定埋下了隐患。

第三,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这三大领域的改革仍然采取了双轨制的模式,体制内有公立医院、公立教育、经济适用房和公租房,体制外可以设立私立医院、私立学校和商住房,两个轨道,两种价格。然而同所有的双轨制一样,在发挥正面作用的同时(比如保持改革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还存在较大的负面效果。一是市场化和商业利益对公立机构的“挤出”,由于体制内外的薪酬待遇差距较大,大量的体制内人才被吸引到体制外,这个在教育行业比较突出。二是寻租和腐败,医疗行业比较突出。三是与金融投机资本结合,扭曲定价机制,造成金融和社会不稳定,这是房地产行业的问题。

现在政策层的态度大转向,估计是认为在这三大领域采取产业化、市场化和资本化的方式,效果非常不理想,可能犯了“路线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靠社会主义还是靠市场经济?顶层设计者可能正在重新考虑。但是,这么大的政策急转弯,造成的后果也需要高层去掂量。这些后果包括:

1,数以亿计的人口就业问题。

2,资本市场的巨大波动,尤其是全球资本市场对中概股,对中资美元债的预期和信用评级。将来吸引外资可能是个大问题,当然高层可能已经不在乎。

3,重新回到完全靠国有体制和社会主义的模式,供给的数量和质量能跟得上吗?国有体制的腐败问题、效率低下问题如何解决?当然,除非高层不在乎效率,只在乎公平。但是没有效率,何来真正的公平。

4,资本受到伤害,从此可能对政策失去信任。过剩的资本为了躲避政策风险,逐渐从实体经济领域退出,到二级市场追求交易性和流动性强的机会。

5,社会仍然有对私立教育和医疗的需求,也有对高端住房的需求,这些需求还是得靠私人资本来满足。

因此,简单的去资本化,政策的急转弯,造成的冲击非常大,可能只会解决一些短期问题,长期的根源问题还在那,最终靠什么来解决?当初供给不足的问题,解决依靠的是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住房货币化,采用市场经济的方式,鼓励社会资本的介入,可以说在缓释供给压力层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现在问题暴露的也特别多。那么究竟是市场化过度还是市场化不足呢?市场自由主义的拥趸者当然认为是市场化不足,政府干预的过多。这个认识并不全对,而且带有极强的形而上学色彩(市场化不足可以用来解释一切问题,但是完全的市场化存在吗)。

因为这三个领域从技术属性上都是很难用市场机制来解决的(信息严重不对称,正外部性),它们本质上是一个混合属性的社会产品,供给机构的形态应该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企业。在这个时候,学者们应该摈弃对市场经济的过度迷恋情结,更不能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致命自负,而是需要客观认识到现实的种种约束,从第三条道路出发,从社会企业的本质研究和政策科学的机制设计中寻找答案。对于这些领域的私人资本,去资本化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将其置于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中,通过法治和行业自律及整个社会道德认知的提高去解决。这一切,都需要少一些焦虑,多一些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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