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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沉四十年:川商的陨落与辉煌

发布者: x-kai | 发布时间: 2021-3-13 14:00| 查看数: 346| 评论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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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耳令

来源:银杏财经(ID:yinxingcj)

当“气氛组”作为2020年最后一个网络热词扬名天下,四川人的消费能力再度引发热议。

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在所有四川人心中只有一种印象:

休闲、安逸。

在知乎上,很容易搜到这样一类问题,“为什么四川人这么散漫?”“四川人的安逸到底体现在哪些领域?”

在这片“不与秦塞通人烟”的盆地里,所有人都过着《桃花源记》中的生活,大家不用上班,吃吃火锅、打打麻将就把日子过了。

天府之国物阜民丰,从古至今都给人遗世独立之感。

然而细细翻阅历史才会发现,从修造都江堰、发明第一张纸币“交子”,到最早使用天然气,看似偏安一隅的四川,从来都没有脱离于俗世。

十二巫山见九峰的长江水,映照过赵匡胤花十年时间运送出去的金银珠宝;在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的通商孔道中,行过川商的足迹。

甚至在改革开放的经济浪潮中,四川也一度领先于沿海城市,川商率先扛起民营经济的先锋大旗。

四川从来不止是消费大省,同样也是创富之地、创新之地。但当天府之国的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随处可见的知足常乐中,又夹杂着一丝暮气。

昔日的盆地意识在今天看来,更像是内卷的前身。

有人曾经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创富浪潮总结成三个时代,然后发现三代中国首富中,四川独占其二。

在农村改革与市场改革的时代,首富是刘永好,籍贯新津。在城市化时代,首富是王健林,籍贯广元。唯独到了互联网经济时代,找不到一个代表。

时代在变,川商掉队或许有深刻的原因。

透过川商的四十年浮沉,我们既能见到时代变迁中的高光与斑驳,也能一窥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激流与险滩。

潮起:江陆齐飞引头雁

1984年3月31日,重庆朝天门码头,伴着清晨的雾气和一声船笛,一支拖着三艘驳船、满载1400吨煤炭的船队,徐徐开出。码头上,时任重庆市市长于汉卿,亲自为船队送行。

这是新民生公司的第一支合营船队,和后来的东风-5弹道导弹有一个相同的名字“东风五号”。

老民生公司在解放前曾是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创始人卢作孚1938年亲自指挥船队从宜昌抢运战时物资和人员到四川,在日军的炮火和轰炸中保存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命脉,被誉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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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卢作孚

遗憾的是,卢作孚去世之后,卢家后人从此隐于民间。昔日名噪一时的川商圈也从此走向衰落。

八十年代初期,昔日的黄金水道已经不复往日辉煌。为了恢复长江航运,重庆市政府按照中央指示,找到了卢作孚的儿子卢国纪希望他重组民生公司。

为了尽可能地扫平新民生在起航初期遇到的阻碍,有关部门从资金筹措到钢材指标批复都给予了大力支持,包括找寻能驾驭川江航道的船舶驾引人员。

很快,新民生的船队便重返川江。随后沿线也陆续冒出大大小小800多家航运企业,集体的、个体的。在重庆的影响下,沿江各省纷纷开航海运,后来还走出国门,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纽约《北美日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最能说明当前中共允许甚或鼓励发展企业的例子,莫过于四川省重庆民营的轮船公司‘民生公司’的复业。”

在那个全社会对公有制一往情深的年月里,民生公司的重建意义非凡。不仅成为交通运输管理体制改革的示范,也推动重庆现代工业的发展进入快车道。

川江航运业再度兴起,为改革开放注入蓬勃生机。而川西平原上的乡镇企业,也在这一时期快速成长起来。

当卢作孚的后人在长江上乘风破浪时,刘氏四兄弟正对着岷江商量要不要跳下去。

2万只等着向客户交货的小鸡仔,在运输过程中损耗过半,他们也因此欠下巨额债务。

他们最终放弃了轻生的念头,乐观坚毅的秉性让他们相信希望在转角。后来,四兄弟干脆将养殖场的名字也改为“希望”。

1988年,老幺刘永好出差到广州,偶然遇到街上很多人排长队购买正大颗粒饲料,于是萌生出做饲料生意的想法。

尽管饲料工业在1984年已经纳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序列,但直到1992年以前,中国90%的饲料企业都归国有。

刘永好看到了趋势,回乡后当即宣布:把养殖场的10万只鹌鹑全部杀死,以后不再养鹌鹑,改行做起了猪饲料。很快,“养猪希望富,希望来帮助”的广告语传遍了农村。

在眉山,另一位姓刘的年轻小伙通过人生的第一桶金,建起一座现代化饲料工厂。

1983年,他向一个64平方米的金属网箱中,投了185公斤鱼苗。秋天便收获了2780斤鱼,比当时传统养殖的亩产足足高出了1万斤。

小伙子名叫刘汉元。他的事迹一出,眉山一带渐渐有了“要挣钱,学汉元”的说法。而这座名为“科力”的现代化饲料工厂,后来改了个更响亮的名字——通威。

不过民营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因为直到80年代末,有关姓“社”和姓“资”的争论都没有停止。

尽管民营经济的春风那些年已随民生公司的轮船吹遍了长江,川内也有了广汉金鱼村包产到组的率先试点。

刘氏兄弟曾被竞争对手状告“投机倒把”,为此不得不找到新津县委书记钟光林,表示要把新津希望饲料厂交给政府,而钟光林沉思良久,只说了一句:慢慢地干,悄悄地干。

刘永好和刘汉元这两位“饲料大王”,一个催壮了猪,一个喂肥了鱼。

他们不仅带动周围的乡镇企业迅速发展,还巩固了四川农牧业大省的金字招牌。至2020年,仅新三板挂牌就有9家农牧食品行业的四川企业公司。

1993年, 在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上,41岁的刘永好以民营企业家中的第一批政协委员的身份上台,讲出了《私营企业有希望》的大会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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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带有双关之意的标题。在进入人民大会堂演讲前,有不少人替刘永好捏把汗,担心讲私营企业不合适。而他认为小平同志那句“发展才是硬道理”,就是他的“定心丸”。

其实,不止刘永好看到了希望,那些年,川商在另一些地方同样也是敢为天下先。

峭壁:从巅峰奔流而下

1992年,成都红庙子街上冒出了一家证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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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超过10万人扛着大捆大捆的人民币涌入这里。人人都知道,在这里,挣钱几乎不需要动脑筋。

从红庙子走出的“万元户”数不胜数,在那个工资不过百元的年代,往街口一站,随便倒腾可以净赚100元。

尽管红庙子证券行第二年便搬至城北体育馆,但作为1949年后中国内地发起时间最早、交易规模最大的“一级半股票交易市场”,红庙子之火却彻底点燃了一些人的心。

号称“玉面书生”的涪陵人张良宾,当年正是怀揣着3000块钱从红庙子起步。一路收购西昌电力,巧取华西证券,发展出一个金光闪闪的“朝华系”。

2003年,张良宾以12亿元的身家,位列福布斯中国百富榜第61位。由于急速扩张,2年后,他带着巨额债务锒铛入狱。

为梦想窒息的不止一个张良宾。

90年代中期,四川在国内资本市场上叱咤风云,川内企业在沪、深两市上市的数量,仅次于上海、深圳,位居全国第三。

但随着两支股票的退市,加上ST浪莎、S前锋、成都建投等企业重组,川股受到重挫,很长时间都未恢复元气。

造成巨大波澜的两支股票,一支是因亏损而滑向退市深渊的银山化工,另一支则是当年在西部名头最响亮的高科技企业,托普软件。

托普的创始人宋如华,有一个比张良宾更响亮的外号,人称“中国比尔·盖茨”。

与同期下海的泥腿子不同,宋如华曾是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最年轻的教授,28岁时就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了100多篇论文。

1994年,宋如华无意间得知税务机构要在两年内实现税收电子化。他找学生编写了一套电子计税的软件,接着把软件卖给了四川省内多地的税务局。这一举,让宋如华成为千万富翁。

然而这款设计粗糙的软件很快便迎来了被淘汰的命运。企业的核心业务失去市场,宋如华急切地需要找到新的出路。

1996年,他参加了科技部组织的印度考察。期间,班加罗尔这座由上万家软件公司支撑起的城市,让他心潮澎湃。

“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中国搞个‘班加罗尔’呢?”

宋如华一念起,恰逢四川政府需要一个明星项目提升营商形象。一年后,成都近郊的一片荒地上,占地百亩的西部软件园拔地而起。

托普成了西部名头最响亮的高科技企业,各项扶持政策、税收优惠和社会荣誉纷至沓来。

为了搞大型软件园,宋如华先后与全国27个城市签订协议,圈了整整1.4万亩土地。

在资本市场,宋如华先是收购川长征借壳上市,随后又收购金狮股份,1998年,川长征改名托普软件,正式登陆A股。宋的个人资产一度膨胀到100亿以上。

千禧年前后,受亚洲金融风暴波及的企业众多。华为陷入经营危机时,任正非在一次企业家论坛上,向宋如华虚心求教:“请问宋总,您的企业究竟是如何赚钱的?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宋如华的反应却很讽刺。他没有正面回答任正非的问题,只是一阵沉默,而后礼貌地摇了摇头。

从设计一款简易软件获利,到后来炒概念高歌猛进。不到十年时间,宋如华滚起了巨大的雪球。

2002年,随着“资产达到100亿元、招聘5000名软件工程师”的泡沫被戳破,托普30亿元的债务黑洞也随之曝光。

后来有人曾感慨,如果张良宾和宋如华不那么激进,或许真的能带动相关产业持续增长,成为第二代川商领袖。

不过这种激进恰好映射出川商的两面性。

过去几千年,商人们带着货物行走在四面环山的险峻的蜀道上,一不留神便落个粉身碎骨的下场。

从四川走出的商人,一度成了“掮客”的代名词。

就像川籍奇人牟其中,可以用800多个车皮的日用品从前苏联换回四架图154M 民航客机。

1998年,冯小刚的电影《不见不散》上映。片中葛优为了泡徐帆,说了一个极开脑洞的想法:

“如果我们把喜马拉雅山炸开一道五十公里的口子,世界屋脊还留着,把印度洋的暖风引到我们这里来,试想一想,那我们美丽青藏高原从此摘掉落后的帽子不算,还得变出多少个鱼米之乡!”

其实这个想法,是两年前牟其中在一次饭局上透露给冯小刚的,他还给冯的新片提供了36万美元启动资金。

牟其中这一生,很多想法都无法让人联想到正常的商业经营,包括后来的将雅鲁藏布江水引进黄河和开发满洲里。

1999年,牟其中登上首届胡润“中国内地富豪榜”,但很快,便以“信用证诈骗”被判处无期徒刑。

牟是胡润榜第一位入狱的富豪,在他之后,落马者众多,胡润榜还从此得了个“杀猪榜”的美名。

2000年之后,除了刘氏四兄弟的“希望系”、刘沧龙的宏达矿业、严俊波的豪吉鸡精等少数常青树,在这片面积近50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8000万的广袤土地上,唯一一个全国响亮的品牌,似乎只有四川农民工了。

属于川商的黄金时代正渐行渐远。

逆流:步履沉沉见熹微

2002年8月6日,位于成都百花西路一号的国土局,被46家开发商挤得水泄不通。在这间可容纳200人的交易大厅里,将进行成都第一次土地公开拍卖。

当天手拿77号牌的王跃宏,坐在杨铿身边。经过几番较量后,以585万/亩(总价7224.75万元)的价格拿下了第一宗宅地,成就了蓝光打开竞拍拿地阀门的历史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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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地产大爆炸

中国的首次土拍是1987年。成都,慢了整整15年。

这十五年间,王石已经通过股份改造跳出了如来佛的手心;万通六君子亲眼见证了海南地产泡沫崩裂的奇观;杨国强和许家印也为日后的地产王国打下了地基。

或许是盆地意识作祟,川派房企坐拥资源大省优势,多年来却维持着本土格局。直到千禧年前后,市场优胜劣汰加剧,许多本土川企被外来的和尚碾压、吞并。

土拍当天,到场的大部分都是本地开发商。三家异地房企中,万达的身份最特别。

王健林是旺苍人,尽管起步于大连,但无论是四川政府,还是他本人,显然都更喜欢“川商”这个身份。

然而在回报乡梓这件事上,只有王健林做得仁至义尽。

在2019年川商发展大会上,王健林撂下一句“我对家乡可以说够意思了”,感慨之余,又仿佛言外有音。

那一年王健林许是低调太久闷得慌,在天府论坛上,还随口提了句川商应该“多一点勤奋,少一点麻将”。

振兴家乡之事,非老王一己之力所能完成。况且即便是代言川商的希望系,也曾陷入多元化困境。

1997年起,刘氏兄弟逐步分头进入零售、天然气、新能源、金融、化工、房地产及商贸物流等多个领域。

新希望和蓝光、万华在内的几家房企,是四川最早一批本土房企中的幸存者。

刘永好作为股份制商业银行改革中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在金融这条吸金的康庄大道上深耕了25年,版图颇具规模。

不过刘永好在其他领域的尝试却总是频繁碰壁,能够作为赢利点的依然只有化工、房地产和金融。

事实是,多元化这块充满诱惑的蛋糕背后,隐藏着无处不在的陷阱。很多企业不是做得太少太专饿死的,而是做得太多太杂消化不良撑死的。

大前研一考察中国后,曾不无担心地评价道:“中国的机会太多,以至于中国的企业家很难专注于某个领域,并在该领域做出卓越的成绩。”

这种现象具体到川商,就表现为两种极端:一种是在海量的机会中选择逃避,安于一亩三分地;另一种则受制于领袖的光芒,借多元化四处扩张。

然而直到2019年,世界500强企业的排行榜单上, 112家中国企业也没有一家出自川商派系。

2001年,38岁的张学斌,被黄宏生的国际品牌之梦打动。这位花了7年时间成为海南椰树集团总经理的四川犍为人,辞掉工作,扔下洋房,加入创维。

进入公司一个月,张学斌向黄宏生提出成立彩电事业部,并要来了事业部的经营权、人事权、财务权以及3000万元启动资金。向来强势的黄宏生,纠结来纠结去,最终还是放了权。

当新川商以一种新的姿态屹立于资本舞台,一些扎根于本土的川商也开始走出去。

邻近四川的云南成为许多川商“走出去”的首选。2011年,在滇川籍人士近300万人,累计投资超过1000亿元。

但更多的企业还是将重点锁定在了海外。很快,通威在东南亚投资农业、新希望在越南投资地产、宏达股份在澳大利亚等国收购了矿山……

三年后,川企在境外投资企业已经超过400家。

但对于偏安一隅的川商来说,要想跳出舒适圈并不容易。

谭鱼头国际化的第一步是新加坡。创始人谭长安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信心满满地说,美国、韩国等20多个国家的投资商,都希望来成都总部考察并要求加盟,谭鱼头将向全球复制新加坡的成功经验。

至今都没有下文。

新加坡没能成为谭鱼头的跳板,却帮海底捞打开了海外市场。张勇原本也和谭长安一样,希望通过新加坡,将成功经验复制到其它国家。

但刚到美国便遇到诸多不顺,行事谨慎的张勇干脆把火力全部集中到新加坡。此后,海底捞在新加坡一路开挂,如果你在当地看到哪家火锅店大排长龙,十有八九是海底捞。

纵观海底捞的全球表现,没有哪里比在新加坡的扩张之路更加顺风顺水。受益于这片风水宝地,张勇干脆带着老婆入了新加坡籍。

当《福布斯亚洲》榜单上线,出生简阳的张勇夫妇,以190亿美元的身家连续蝉联新加坡首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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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张勇

相比晋商、徽商、浙商这些响当当的名号,“川字号”的辉煌恍若明日黄花。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大国崛起离不开两方面的因素:一是人的因素,二是制度因素。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企业家阶层的崛起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两大重要因素。

要重新擦亮川字号这块招牌,从来就不该只寄希望于“希望”。

浮沉之间

几千年来,川商贯穿了历史的中轴线,在一个个朝代中发光发热,成就了独一无二的商业文化。

改革开放后,从蹒跚学步到起步摸高的40余年里,看上去偏安一隅的川商,既未缺席过历史进程中的任何一个侧面,也从未错过激流中的任何一处险滩。

2019年,四川民营经济首次出现“321”的整体产业结构,服务业跃升为民营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与此同时,川商的足迹已经遍布全球50余个国家。

浮沉之间,四川民营经济挺起了发展的脊梁。

一马平川非难事,历尽艰辛方传奇。愿所有的跌宕,都只是成长的烦恼。

参考资料:

[1]. 《民营经济撑起四川经济“半边天”》四川日报/2018

[2]. 《从1000元到1000亿,刘永好:不要误读这个时代》华商韬略/2018

[3]. 《饲料大王刘永好:国企混改走上扩张路 兄弟和平分家》一财网/2018

[4].《改革开放三十年崛起三代民营企业家》中广网/2008

[5].《川商成功原因——骨子里的创新意识》郭晓林/2019

[6].《四川省促进制造业民间投资增长的经验做法》固定资产投资司/2018

[7].《三代中国首富有1.5个川商 2015年川商投资哪?》华西都市报/2015

[8].《西南房企江湖三十年》虎嗅/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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