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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牛的大学,只存在了8年

发布者: scarecrow | 发布时间: 2020-7-10 11:27| 查看数: 110| 评论数: 0|



作者:最爱君

来源:历史时间(ID:lishitime)

这是1946年,西南联大完成历史使命,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将北归。

为纪念过去8年的峥嵘岁月,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写千字碑文,其中言及南迁之艰辛:痛南渡,辞宫阙。驻衡湘,又离别。更长征,经峣嵲。望中原,遍洒血。

回首当年,中国的知识分子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怀揣着中华文明的火种,从平津到长沙,再到昆明,横跨几千公里,完成了一次中国教育史上的“长征”。



01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战火由卢沟桥一路蔓延至整个华北。驻守华北的29军与日寇展开血战,国民政府紧急调拨300万发子弹和大批武器支援。为保卫平津,爱国将士前仆后继,血洒疆场,29军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及所部3000余人壮烈殉国。



▲卢沟桥事变。

血肉铸成的长城,一时难敌日寇的凶悍攻势。7月29日,北平沦陷。曾在卢沟桥打响第一枪的110旅旅长何基沣,满怀悲愤奉命向南撤退。

军队撤离之际,北大、清华等高校的1000多名学生走上街头,高高举起横幅,送别这些英勇的将士。“抗战到底!”

“北平不能丢!”
“我们要从军,与日寇决一死战!”句句标语,字字泣血。

满城萧索,神州陆沉,书生意气,何去何从?

02

北平沦陷次日,天津也被攻陷。一个日本指挥官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今天,我们要摧毁南开大学。这是一个反日基地,中国所有的大学都是反日基地。”位于天津城南的南开大学,惨遭日军毁灭性轰炸。

顷刻间,弹如雨下,南开大学校园多处建筑被毁,几十万册文献典籍灰飞烟灭。日军轰炸之后,派士兵带着稻草和煤油四处纵火焚烧,美丽的校园化为一片废墟。



▲日本随军记者在被轰炸后的南开大学。

身在南京的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闻讯,不禁老泪纵横,静默地坐着,久久未能起身。当天下午,他强忍悲痛,面对记者大义凛然地宣告:“敌人只能摧毁我南开的物质,毁灭不了我南开的精神!”随后,蒋介石在会见张伯苓时表示:“南开为中国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

南开大学的悲剧并非个例。抗战期间,日寇一方面以“东亚文化共荣圈”为名,竭力拉拢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对中国高校进行了大规模破坏。据统计,到1938年8月底,我国高校有91所遭到破坏,其中10所完全被毁,25所被迫停办,教职员工减少17%,学生锐减50%。

华北之大,真的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清华大学。

在民族存亡之际,为挽救中国教育,各界精英提出“教育为民族复兴之本”的口号。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等102人联名发表声明,请国民政府迅速采取措施,将部分高校内迁。

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终于宣布,在长沙和西安设立临时大学,其中,北大、清华、南开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并要求各校尽快组织师生撤出平津。

03

此番离别,不知何时归来。每个人心中,都带着深深的忧虑与不舍。

清华大学的学生查良铮,即诗人穆旦,在南下途中写下一首《在秋天》:

在秋天,我们走出家乡,像纷纷的落叶到处去飘荡,我们、我们是群无家的孩子,等待由秋天走进严冬和死亡。

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冯友兰与物理系主任吴有训一同南下。路过郑州,冯友兰建议去吃一顿黄河鲤鱼。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以后可能就很难吃上这道菜了。两人在去饭馆的路上,又偶遇同在赶路的北大教授、剧作家熊佛西。

熊佛西喜欢养狗,此时只能把心爱的宠物留在北平。他面带愁容对冯、吴二人说:“北平有许多人离开了,狗没法带,只好抛弃了。那些狗,虽然被抛弃,可是仍守在门口,不肯他去。”

冯友兰一听,感慨道:“这就是所谓丧家之狗,我们都是丧家之狗啊!”



▲冯友兰。

城中的人纷纷逃亡,物理学家赵忠尧却在此时折返北平。原来,他想起还有50毫克放射性镭,锁在清华实验室的保险柜中。这是全世界都禁运的高能物理材料,在蹒跚学步的中国物理学界弥足珍贵。

回到北平,赵忠尧将装有镭的铅筒藏在一个咸菜坛子里,一直带在身边。前往长沙的路上,日军设下重重关卡,南下的师生常要扮作农民或商人,以躲避搜捕。赵忠尧费尽心思,甚至连行李都丢了,一路翻山越岭,只有那个咸菜坛子形影不离,被紧紧抱在胸前,他的手上磨出了几道血印。



▲赵忠尧。

当赵忠尧到达长沙临时大学报到时,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没认出来,还以为是哪里来的乞丐。这时,赵忠尧恰好看到梅贻琦出来,走到身边,叫了一声“梅校长”。梅贻琦仔细一看,发现眼前的人竟是赵忠尧,泪水顿时夺眶而出。

04

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如期开学,由三校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和教育部联系人杨振声主持大局。当时到校的教师共有148人,其中,清华73人,北大55人,南开20人。



▲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

到校的学生1452人,来自全国各地,走过硝烟弥漫的战场,从五湖四海会聚长沙。

开学典礼上,为避免日军轰炸,校方特意在草地上铺了一大面英国国旗,可还是抵挡不住日机“前来敬意”。

战乱中,临时大学经费紧张,教育部从中英庚款基金中筹借50万元,可实际到账还未到一半,校园设施大都捉襟见肘,学生们一度只能靠吃红薯度日。

尽管条件简陋,南下的师生依旧孜孜不倦。冯友兰回忆:“我们遭遇了与南宋同样的命运,被异族驱逐到南方。但我们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哲人、作家和学者济济一堂。”

很多教师南下时书籍都落在学校,他们就凭借记忆重新组织讲稿,所讲授的内容分毫不差。他们在三尺讲台辛苦耕耘,在陋室中奋笔直书,在长沙的数月间,汤用彤完成了《中国佛教史》第一卷,金岳霖创作了《论道》,冯友兰写成了《新理学》。经济的窘迫没有浇灭读书人对学问的热情,真正让他们担忧的,是日益逼近的日军。



▲长沙临时大学旧址。

1937年11月12日,在淞沪战场苦撑三个月的国军伤亡惨重,被迫撤离,上海沦陷。之后,日军向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步步紧逼。前线战场的形势不容乐观,隆隆的警报声和从沦陷区潮水般涌来的难民,给长沙带来一种强烈的压迫感。

11月24日,大批日机突袭长沙,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一家的住宅被击中。日军轰炸时,他们抱起年幼的儿女向门外奔去。整栋房屋崩塌瓦解,火焰升腾,浓烟滚滚,街上满目疮痍,遍地瓦砾。一家人死里逃生。



▲梁、林伉俪。

据梁思成之子梁从诫回忆,当他们回到倒塌的房屋前,发现墙上有一块人形的血迹,留下死者被炸弹重创而死的惨状。此次空袭,造成200人死亡。

05

日机的持续轰炸,让长沙全城动荡不安。1937年底,临大领导提出将学校继续向西南转移,大部分人将校址选在偏远的云南昆明。为此,蒋梦麟亲赴武汉,请求蒋介石批准临时大学搬迁。

蒋梦麟对蒋介石晓之以理,虽没有直言武汉失守、长沙危急的可能性,只说云南群山阻隔,易守难攻,又有滇越铁路与外界相连,可直通海外,但蒋介石心知肚明,知晓其中利害。



▲蒋梦麟。

即便国难当头,有些人也不忘勾心斗角。临时大学搬迁的最大阻力来自湖南当局,他们对清华、北大、南开的到来倍感自豪,想牢牢掌握这一宝贵的教育资源,将这些优秀的师生留在当地。

湖南主席张治中甚至在临时大学发表演讲,言语之中带着讥讽:

“我个人有守土之责,坚决的要维持长沙。假如有人感觉身处险境,那最好投江自尽。”

张治中的激将法卓有成效,一些学生担心被人骂作叛徒、懦夫,跟着瞎起哄,不愿去云南。他们发表题为《反对文化逃避政策》的文章,对临大领导迁往昆明的想法进行批判,认为迁往云南是背叛了一代又一代学生的爱国精神,他们宣称,“一·二九运动之后的英雄儿女不会退缩,也不会逃避”。

反对去昆明的学生或许没有意识到,一旦长沙临时大学被毁,中国将会损失多少宝贵财富。此时,陈诚代表国民政府对学生的告诫,道出了临时大学迁往云南的必要性。他对学生说,中国有成千上万的士兵,但最缺乏的是有知识的人,“你们是国家最后的希望”,是当之无愧的“国宝”。

1938年1月,国民政府批准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另行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1月19日,距离第一学期期末考还有5天,校方公布迁往昆明的决定。五分之三的学生同意南迁,决定随校前往云南继续求学。剩下的600多名学生,或退学北上抗战,或转学,或回到家乡,无问西东,只求问心无愧。



▲梅贻琦呼吁学生:保持镇静,坚守本业,为国家将来的复兴做准备。

06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临时大学的“长征”还在继续。

1938年1月底,师生分三批前往昆明。第一批走海路。由樊际昌、梅关德和钟书箴等教授带队,成员主要是教师和家属,还有所有女生,以及部分体弱的男生。他们经粤汉铁路前往广州,再取道香港、越南,最后从滇越铁路进入云南。

第二批走陆路。由陈岱孙、冯友兰、朱自清、钱穆等17名教授带队,乘汽车经过广西,取道越南,再从河内换乘火车进入昆明。这两条路线都比较安全,除了冯友兰在路上一时兴起将手伸出车窗外,在穿过拱门时不幸撞伤,其余人基本都安全抵达。冯教授的手也只是挫伤,学校留下两名同事在河内照顾他。



▲联大中文系部分教授: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

而最传奇的当属第三批,由290名身强力壮的男生,以及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化学系教授曾昭抡、地质系教授袁复礼等11名教师组成,行程3500里,徒步穿过湘西、贵州和滇东,名为“湘黔滇旅行团”。

这一路气候恶劣,湘黔边境还有土匪横行,有些土匪多达数千人之众,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年轻人大多热爱冒险,男生们踊跃报名参加旅行团。一些身材瘦小的男生为了通过体检,还往衣服里塞了几本书以求体重达标。

1938年2月20日,由学校精心选拔的师生从长沙启程。他们身着土黄色制服和黑棉大衣,腰带上系着碗筷、军用水壶和干粮袋,人手一把长沙人最爱的油纸伞,在黄师岳中将的率领下,一路栉风沐雨,风餐露宿,如同一支正规军队。

时年40岁的闻一多不顾体弱,坚持参加徒步旅行。同事调侃他说,闻一多要参加旅行团,须带一副棺材同行。闻一多却说:“现在国难当头,应该认识认识祖国了。”他蓄须明志,自称不驱逐鞑虏绝不剃须。一路上,闻一多意气风发,指导学生收集各地民歌、民谣,访问少数民族村寨,沿途还画了50多幅写生画,闲暇时就蹲在路边抽着长烟斗。



▲闻一多。

有别于闻一多的诗人气质,化学家曾昭抡的徒步旅行就是理科直男思维,相当硬核。这位曾国藩家族的后代,在跋涉中从不抄近道,宁愿绕行著名的“二十四盘”,也不走小道捷径,还随身携带着防毒面具。

在旅途中,曾昭抡写日记最勤。每次休息,不管当天走得多远多累,他都要借着烛光写日记。据化学系的学生回忆:“每天早晨,当我们披着星光走了二三十里路时,天才放亮。这时远远看见曾昭抡教授已经坐在公路边写日记了。等我们赶上来后,他又和我们一起赶路。”



▲参加湘黔滇旅行团的部分教师。

若论学习毅力,已是大三学生的查良铮与曾昭抡不相上下,从长沙出发前,查良铮在行李中放了一本英汉字典,一路上每背一页单词,就把这页撕下来,表示已牢记在心。到昆明时,这本字典就剩下个封面。



▲查良铮。

经过68天的长途跋涉,旅行团师生终于来到昆明城外,从其他路线先行到达的师生拉横幅欢迎。带队的黄师岳对梅贻琦说:“我在长沙从你手里带走了两百多人,现在我把他们还给你。”

07

当旅行团到达昆明时,学校已经有了一个全新的名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红军的长征成就了延安精神,而西南联大的“长征”开启了联大精神,之后八年艰苦卓绝、患难与共的岁月,就是这样一步步走出来。



▲湘黔滇旅行团入城。

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初到昆明时,西南联大却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甚至也没有经费筹建校舍。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校舍设计稿屡次被驳回,由原来的三层砖木结构楼房改为二层,之后又改为平房,最后,除了部分教室用铁皮屋顶,其余全部建成茅草房。



▲西南联大教室。

每改一次稿,林徽因都不禁潸然泪下,悲愤的梁思成甚至亲自找梅贻琦理论,可迫于时局,也只能无奈接受。

西南联大穷得揭不开锅,但在这面旗帜的感召下,散落在各地的爱国学生仍毅然奔向西南,加入这场追求知识和真理的“长征”。

北平沦陷时,日后的“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正读高中,他的父亲、清华哲学教授邓以蛰因身患肺病,未能携家人南下。1940年,邓以蛰想尽办法送邓稼先出城,临别时再三叮嘱:“儿啊,你要学科学,学科学为国家!”

逃出北平后,邓稼先辗转来到昆明,考入了西南联大物理系,先后受业于赵忠尧等名师,就此开始自己的科研之路。

和邓稼先一样从沦陷区逃亡的,还有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李政道当时不到20岁,在前往昆明的路上九死一生,同时还要想办法养活自己,

据李政道回忆:

当时日本飞机每隔三四个钟点来一次,茶馆的人都要到城外防空洞去,我就跟老板说我给你打扫茶馆,你只管逃跑隐退,一切由我负责。我唯一的要求是人家吃剩的东西让我吃。老板听了很高兴,后来其它茶馆也让我去打扫,我的生活就是靠冒死为别人打扫茶馆来维持。

历经3年颠沛流离,李政道才进入西南联大,拜入物理学大师吴大猷门下,并在恩师的推荐下赴美留学。



▲李政道与杨振宁。

还有无数如他们一样执著的学子,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前往昆明,薪火相传,承载千年文脉,筚路蓝缕,引领中华学术。战争,并没有阻绝中国文化,反而让更多有志青年在困境中奋起。长夜漫漫,正是西南联大点亮一盏孤灯,联大的师生,就是中国的守夜人。

在其存在的短短八年里,西南联大培养了8000余名学生,走出了3800多名毕业生,其中有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

弦歌不辍,刚毅坚卓。清华、北大、南开三所高校,

用一次跨越数千公里的“长征”,成就了这座中国教育史上的珠峰。



▲西南联大校训。

参考文献:

1.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

2.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苏智良等:《去大后方:中国抗战内迁实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4.岳南:《南渡北归:南渡》,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5.张曼菱:《西南联大行思录》,三联书店,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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