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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蔓延全球,最可怕的事,8年前就被一位女作家“预言”了

发布者: scarecrow | 发布时间: 2020-3-20 12:36| 查看数: 202| 评论数: 0|帖子模式



作者:紫宸

来源:灵魂有香气的女子(ID: lixiaoyilhyxqdnz)

不必对号入座,也不能丢弃谨慎。



♬ 点上方绿标可收听洞见主播林静朗读音频



眼看着国内状况一天天好转,病毒却又在日本、韩国、意大利等地迅速蔓延。

西班牙、奥地利、克罗地亚、瑞士、法国、德国、阿尔及利亚等国家和地区也出现了新病例。

太揪心了。

8年前,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虚构小说《花冠病毒》,就“神预言”过今年经历的这一切。

她早就说过:“我相信人类和病毒必有一战,必将多次交锋。”

果然。

01

2003年非典爆发时,毕淑敏老师临危受命,加入中国作协特别采访组,赶赴抗击非典一线。



接到电话时,母亲已经身患肝癌晚期,她担心这一走可能就是生离死别,就在电话里说:让我考虑一下。没想到母亲听见立刻劝她:“国家有难,召唤你,那你去,我活着等你回来!”

毕淑敏去了。

昼夜奔忙走访一线医生护士,采访外交部、国家气象局、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防疫部门,也包括熬过来的患者。

毕淑敏梳理海量的所见所闻,酝酿沉淀了8年,融入科幻式想象,终于在2012年形成长篇小说《花冠病毒》。

故事讲述一种极其罕见的嗜血病毒,从千万年的长眠中苏醒过来,袭击了一座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

疫情迅速失控,紧接着城市封锁、民众出逃、抢购成风......真实与谎言原形毕露,更多的是人们与病毒殊死相搏的勇敢。



知乎一个叫“寒时”的网友描述:“这本书让我有种临近死亡的感觉,过去了好几年,那种内心深处的恐惧还是会偶尔跳出来警醒我。”

连读者都能产生濒死感的文字,可想而知对作者是何等入骨入髓的精神碾轧。

毕淑敏老师曾发微博回忆写这本书的煎熬:

“不知多少次在梦中看到病毒,那么真切那么鲜艳,仿佛可以触摸到它们卷曲的边缘和瑰丽的颗粒(又是我的想象)。”



“写这部小说时,我的手指集体造反,多个腱鞘发炎。电脑键盘上的每一格,都变成了某种尖锐的野草种子,敲下去的时候,十指关节和双腕一起持续痛楚。我对自己小声说——你要坚持。”

“《花冠病毒》里渗透了我人生的结晶:我青年时代在西藏饮下的每一口冰雪,我当医生抢救垂危病人时对心脏的每一次按压,我对鲜血从恐惧到习以为常的每一分钟目不转睛......”

这部虚构小说里,病毒源头是冰川水(是虚构,可别吓得不敢喝矿泉水了)。

冰川、鲜血、抢救病人。这些灵感,都脱胎于毕淑敏的亲身经历。



1969年,毕淑敏还不到17岁。

从北京出发,先乘火车再坐大卡车,连续12天的长途跋涉,成为当时进驻西藏阿里高原的第一批5位女兵之一。

随着大卡车的颠簸,原本平坦的世界仿佛变得竖立起来,从3000米、4000米,再到5000米、6000米,让毕淑敏恍惚觉得这已经不再是地球了,它荒凉的程度就像火星或月球的背面。

毕淑敏在阿里高原当了11年兵,当过卫生员、助理军医、军医。



▲青年时的毕淑敏

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喀喇昆仑山,这些地理课本上险峻、寒冷、蛮荒的名字,在一群十七八岁的姑娘眼前次第铺开。

广袤的旷野和雪山,巨大的时空感,对毕淑敏影响很大。

置身这样的环境,人并不会去关注那些斤斤计较、细枝末节的东西。

“倘若要说在西藏当军医的经历给我最大的影响,应该就是亲身见证了在大自然面前,人类生命的渺小与脆弱,这是长期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很难体悟到的。”

毕淑敏说过,在那里“你有一千种可能性会死,比如雪崩,比如坠崖,比如高原肺水肿,比如急性心力衰竭,比如战死疆场,比如车祸枪伤......”



▲ 70年代,毕淑敏在西藏阿里军分区卫生科。图片:中国日报网那时学习解剖,是四个女生硬扛着一具遗体爬上高山之巅。

或许昨天,医护人员们还在帮这人检查身体状况,甚至跟他说话,但转眼人就没了。

当地有天葬习俗,然而又缺乏天葬师,卫生所的老医生会尽量满足逝者家人的要求,把遗体抬到高山之巅,解剖后让苍鹰秃鹫分食。

家人嘱托完毕,还得回家干活维持生计。

在空旷的山巅,老军医拿着手术刀,教女军医们认识人体每一个器官,每一条神经走向......

这一幕庄严肃穆,也深深烙印在毕淑敏和同伴们脑海里,让她们明白生命的珍贵与短暂。



02

在那里她曾经唯一一次想过自杀。

19岁的时候,寒冬腊月,高原气温-40℃。

部队凌晨3点起床拉练,穿越无人区,翻过6000米高山。

女兵们身背干粮、弹药武器、红十字包,重达70斤,每天徒步60公里。

而且不能停,太阳落山之前必须赶到,否则会被冻死在雪地里。



走到下午,毕淑敏觉得十字背包带都嵌进了锁骨,感觉肺里已经吸不到一点氧气,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喉头又咸又苦,像要吐出血来。

她想,这样的苦难何时才能结束啊?当时只有一个念头:不活了。

终于找到一个“好机会”,往上看峭壁高耸,往下看是深不见底的悬崖。

只要一松手,什么都结束了。

但最后一刹那,她发觉后面的战友离自己太近,如果自己坠下悬崖,一定会把他也带下去。



她不能害战友,只能拼命咬牙往前走,但地势逐渐平坦起来,再想找这么一个“最佳自杀地”就不容易了。

走着走着夜色浓重起来,目的地也到了。

毕淑敏在《开讲啦》讲到过这段往事,时隔四十多年依然感慨:

“当我们以为自己顶不住的时候,那并不是最后的时刻,而是我们的精神崩溃了。只要坚持精神的重整,就算暂时感觉万劫不复也可以找到出口。”与死亡近距离交锋过,会让一个人变得不一样。

那些顾虑、忧惧,别人眼里“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樊笼,统统不再重要,包括恋爱婚姻,也一切顺其自然。



23岁,毕淑敏和丈夫芦书坤相识,恋爱5年结婚。

芦书坤说,第一眼被这女孩吸引的,既不是她的容貌也不是她的才气,而是神情,有不属于年轻姑娘的镇定平静。

芦书坤问毕淑敏为什么如此波澜不惊,她说可能在西藏太寂寞枯燥了,天天看着单调的雪山和一动不动的云,人就呆若木鸡了。

毕淑敏的“老实”是真的。

在高原,好几个女生偷偷谈恋爱,忙着给喜欢的男生织毛衣。

她却安安静静遵守着部队不准谈恋爱的规矩,一有空就反反复复读鲁迅,因为当地实在太偏远,书籍运不过去,能读到的文学书只有全军下发的《鲁迅全集》。

她的“叛逆”也是真的。

毕淑敏转业回北京后,一个念头日益清晰:要把在藏区那些年的经历写成小说。



当时她34岁,已经是一家工厂卫生所的所长,也是一个众人眼里拖着孩子的“中年妇女”,早就不是女文青的年龄,既没空闲也没写作经验,所有人都认为她是自讨苦吃,包括丈夫芦书坤。

她无所谓:“我喜欢写作才拿起笔,我又不是想出名趁早的人,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

当一叠叠稿纸出来后,丈夫彻底信服了。

等妻子完稿,芦书坤反而比她还急,忙着找出版社,生怕邮寄弄丢了,自己骑着自行车跑大老远把书稿送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据说编辑看完大为吃惊,不相信一个新人居然可以写这么好,怀疑是不是有人代笔。

终于这篇《昆仑殇》成为毕淑敏的处女作,也让她走上另一条路。



藏区的磨难让她直面生死,医生的职业让她阅尽悲欢,写作让她把这两部分合二为一。

“我不是为了当什么作家才写作的,我是心里有话要说。一个人真有话要说的时候,别的就都是次要的了。”

03

总觉得,循规蹈矩和标新立异,奇异共存在毕淑敏的气质里。



婚姻美满,孩子优秀,人到中年,名利双全,一切都异常完美。

但毕淑敏却在46岁“高龄”做了件另类的事:去北师大读心理学硕士。这时,她儿子已经上大四了。

人到中年读书必然吃力,从著名作家沦为学渣,换了别人谁受得了?

她却能不沮丧不妥协,客观地自我分析,找到长处和短板,终于取得硕士学位,如愿成为心理咨询师。

事实上她从来没受过年龄的束缚,也没停止过开疆拓土的脚步。

56岁,花掉一半积蓄,和儿子一起环球旅行,只为不留下遗憾。



62岁,签了生死状,注射完各种预防恶性传染病的疫苗,坐上穿越非洲的“非洲之傲”列车去奔赴“一次史诗般的旅行”,看狮子血淋淋分食羚羊和角马,看非洲象在河边喝水奔跑,看贫民窟里当地人的生活,把这些见闻都写进《非洲三万里》。



▲毕淑敏微博里记录的埃塞俄比亚岩石教堂



▲在南非约翰内斯堡黑人居住区索维托做客65岁,登上北极,在破冰船上蹿下跳的颠簸中,在狭窄的船舱里写作,带读者“同游世界洪荒尽头”。



许多人问她为什么去那么危险的地方,毕淑敏答,在世界上最可怕的险境,恰恰是凡事万分小心。

看似凶险的地方可因为谨慎而安全;觉得安全的日常可能埋藏无数风险。

就像这17年来,毕淑敏在洒脱的生活中,从来没有忘记过病毒这个暗黑记忆。

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的时候,毕淑敏不掩饰这种紧张。

“它又来了。”每次听到哪里有病毒感染,包括国外的疫情,她也和我们身边的邻居阿姨一样会感到紧张。

但她的紧张不来源于盲目,反而恰恰是来源于极致的清醒。

“我们至今从未真正摸清病毒的规律,不能把病毒的某一次‘消失’当成永远的胜利。只要滋生它的土壤还在,它就很有可能卷土重来。”

女医生的凛冽理性,一直在她温和的气质里藏着,像一柄闪着寒光的小刀露出尖来,遇强则强。



▲在人迹罕至的南极非典的时候,毕淑敏见过一位年轻护士,因为处理病人的排泄物被感染。

她最焦虑的是每天都要给父母打电话报平安,但绝不能让他们知道自己被感染。

那位护士连气都喘不上来,只好拼命吸氧,积蓄一点点可以不用氧气说话的力量,然后迅速拨通电话,飞快说一句“我现在特别忙,正在抢救病人”,就赶紧挂断,因为她再也没有气力再说一句完整的话了。

女护士的父母,老两口分班,24小时看电视,只希望采访到一线医务人员的时候,能看见女儿的身影,哪怕是从旁边经过一秒呢。

结果一次次失望。

最后,那位女护士终于康复了,说的第一句话却是:自己血液里有强力抗病毒血清,任何时候都可以找她用血清救治病人。

从这个女孩身上,毕淑敏受到强烈震撼,“我相信这种精神就是支持她走出绝境的力量”。



说回到开头。

我认为与其说《花冠病毒》是预言,不如说是寓言。

不必对号入座,也不能丢弃谨慎。

就像在数千米的悬崖之上负重前行,只要不松手,总有抵达目的地的一天。

正视子夜的深渊,也相信天一定会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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