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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西方分流的根本原因,很多人并没看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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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中麦田 发表于 2019-11-21 10:43:1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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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小五进化营

来源:松鼠财智(ID:yitousongshu)

中国与西方的不同命运,并非源于工业革命,而是起源于造山运动。

1、中国的大一统宿命

6500万年前,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相撞,其威力巨大,形成了今天中国的地理结构。



古代中国核心区(财富产出区),由燕山山脉、阴山山脉、贺兰山脉、祁连山脉、唐古拉山脉、横断山脉等一系列山脉及高原围拢,由北至西再到南,呈现C型,犹如巨碗。



水借山势,高耸的山脉形成冰川融水,汇聚成河。碗形结构使水系更集中,高原、丘陵、平原的地势落差,使得核心区河流,纷纷东流到海。

大河水系又延伸出繁密的支流,彼此交错纵横,很容易通过运河连接成网,傍水而生的人们,通过饮水、灌溉、航行,连成一片。

中国有绵长的海岸线,但由于风高浪大,夏季台风活跃,使得古代国人海上活动较少,成为典型的陆权国家。

核心区平坦的地形,交错的网络,使得历朝历代在征战中,向前推进的成本较低。而核心区水土丰茂,至今仍是我国主要粮食产区,在古代农业社会,更代表巨量财富。这种财富的量级,不仅可以养活本土人,还能够被转移支付,养活草原、雪域高原、西域等兄弟板块,是真正的天下粮仓。

因此,只要土地有足够的人力或技术得到开垦,扩大版图总是有利可图的。

在春秋末战国初时期,国人发明了铁犁,极大提高了农田肥力。各诸侯国能够从土地获得更多财富,用作军费,灭国战争成为可能。

诸侯国板块在征战中彼此交融,秦胜出而统一天下,从此大一统成为中国政治结构的主流,因为一旦人口和技术条件超过临界点,分裂总会被统一取代,形成中央集权。

2、小国林立是欧洲的宿命

欧洲与中国相反,如同一只扣着的巨碗。



中心高耸着阿尔卑斯山脉和喀尔巴阡山脉两座巨型山脉,中心腹地是“欧洲屋脊”瑞士,和两大山脉围成的盆地国家匈牙利。两个国家的语言文化,与周边的国家均相去甚远,使得周围国家很难联接成体。

水借山势,高耸在欧洲中心的山脉形成高山融水,汇聚成河,使得欧洲的河流,像伞上的雨水一样,呈放射状向四周流去,彼此之间越行越远,很难通过运河沟通整合。

如此互相远离的水系分布,加剧了欧洲的离心趋势。



沿着这些河流,繁衍出了下图的族群,呈环形分布于欧洲大陆四周。

由于彼此占据的板块体量和资源禀赋相当,没有任何一个板块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使它有力量去整合和消化哪怕是相邻的几个板块。

欧洲的外海,进一步加剧其撕裂。其海岸线漫长且破碎,岛屿深入内海,航行非常便利。各大半岛及和大陆合围,形成一个个风平浪静的陆间海。



陆间海交通便利,很多亲缘族群,沿着海盆四周聚落,建立了环海的政权实体。

如环波罗的海的瑞典帝国,横跨英吉利的安茹帝国,环第勒尼安海的阿拉贡帝国,环爱琴海和黑海的雅典帝国,以及整合了整合地中海海盆,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罗马帝国等。

在这种力量的牵引下,欧洲大陆进一步离散。

然而欧洲的悲催还不仅于此。其四周无天然屏障,东西南北都无法抵御外来者。于是各路人马从四面八方,陆续杀来。

亚洲游牧民族乌拉尔人、突厥人、蒙古人;中东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北非迦太基人、柏柏尔人;北欧维京海盗,丹麦人、挪威人、瑞典人。

外来的威胁,使欧洲各板块不得不发展各自路线,进一步加剧内部分化。

外部的威胁更来自西边的英国和东北的俄国。

英国一直饰演“欧洲搅屎棍”的光荣角色。其与大陆相隔,不仅不会被吞并,而且可出击制衡各大陆板块。其使出浑身解数,合纵连横,保持欧洲的分裂,获得充分的议价空间。同时欧陆战争导致资本、技术、人才外流,第一选择会去金融避风港英国。

比如欧陆宗教革命杀得昏天黑地时,几千名高级技术人员亡命英伦,英国将其收入麾下,给待遇和严专利权,带来技术的突破。

东北的俄国,为保住对欧洲的霸权,总是与英国暗送秋波眉来眼去,共同分裂大陆。历史上法德的两次统一欧洲的尝试,都被英俄联手破坏。

今天已无昔日光辉的大英,仍在为脱离欧盟做着努力,不过分裂欧洲的主要角色,早已被美国大哥取代,他和曾经的苏联,甚至平分过欧洲。

覆碗地形、放射状河流、半岛合围的陆间海、英俄美等外围力量,将大陆深深割裂,使欧洲形成了小国林立的状态。

正是由于种种离心力,欧洲大陆很难形成稳定、统一的国家形态,也无法获得大规模陆地市场,甚至无法种植足够的粮食,养活人口。

大陆的离散,带来的不是和平与安定,而是制衡、战争和世仇。当来自东方的陆上贸易通道被掐断后,欧洲国家为保生计,一方面要彼此竞争与制衡,另一方面要出海。

在小国彼此制衡与扩大海外贸易的过程中,欧洲衍化出了与中国完全不同的金融逻辑。

3、货币体系差别

大一统的中国形成中央财政货币体系

中国古代财富量,长时间处于绝对领先地位。秦朝开始建立高度集权国家,统一了货币,唐朝出现了完整的商业汇票体系——飞钱,以及银行雏形——柜坊,宋朝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比欧洲早400多年。

经济发展的另一因素是建立国有企业。汉武帝时期,由于常年征战匈奴,国库空虚,桑弘羊建议将盐铁等利润丰厚的行业,收归国有。此举为汉武帝筹集大量军费,加强中央集权控制力。之后的皇帝,多效仿这一做法,甚至将丝绸、茶叶等收归国有,成为我国绵延几千年的金融制度底色。

这种货币体系也存在瑕疵:全社会只有皇帝一人有信用,民间百姓的信用很难建立。

如山西票号,在清朝已很发达,慈禧也曾向他们借钱,但随着外资洋行进入,山西票号很快衰落,主要原因是随时可能抄家或朝代更迭,百姓对他们不信任,导致其资金筹集能力弱。

金融制度有惯性,民间信用缺失延续至今,使得民间金融风险不断,90年代“非法集资”、近年P2P暴雷,炒石头、炒香烟等,都是民间财富寻找投资机会,但缺乏成熟的民间信用体系导致。

四分五裂的欧洲形成银行信用货币体系

中世纪,基督教圣地耶路撒冷被伊斯兰教占领,11世纪时,教皇组织教徒进行十字军东征,不久攻入圣城。之后基督教徒源源不断地来圣城朝拜,为保护教徒,成立了圣殿骑士团。



由于路途遥远,教徒无法随身携带大量财物,需要异地托管财物的系统,但当时欧洲小国众多,没有谁有能力构建庞大网络,只有遍布欧洲的军事力量——圣殿骑士团。

慢慢地,圣殿骑士团发现金融业才是最赚钱的行业,于是拓展业务:为英国国王保管王冠,替国王收税,经营英法皇室债务、债券,为贵族进行信托理财,甚至为交战中的国王提供贷款。

到14世纪,他们发展出汇款、存贷、理财、支付等标准的信用中介业务,国王、贵族、百姓,都通过它进行理财,成了实际意义上的银行。

欧洲小国林立的政治生态,给圣殿骑士团留下了权力的真空,演化出发达的信用、契约体系。

4、国家融资模式差别

西方国家大规模使用国债,中国依赖税收

金融学者James Macdonald研究发现:如果把公元1600年时的国家分成两组,一组是国库充盈的国家,明朝藏银1250万两、印度藏金6200万块、土耳其帝国藏金1600万块、日本朝廷存金1030万块;另一组负债累累,西班牙、英国、法国、荷兰、意大利城邦。从400年前到20世纪,历史逆转,除日本于19世纪后期通过明治维新改变命运外,国库藏宝的国家今天都成了发展中国家,而当时负债累累的国家,逆袭成了发达国家。

这种分流,事实上并非发生在17世纪,而是从12世纪左右就开始了。

自12世纪,欧洲国家的财政金融体系,开始大规模使用国债。

国债是国家因为战争、基建等缺钱,向贵族、商人、平民借债,承诺到期归还本金和利息。

12世纪末期,经济最发达的意大利佛罗伦萨,政府向金融业者募集国债,其后热那亚、威尼斯等城市仿效。到14-15世纪,意大利各城市几乎都发行了政府债券。

15世纪末16世纪初,美州新大陆被发现,贸易扩大,荷兰、英国竞相发行国债,筹措资金。荷兰成立第一家国有企业——东印度公司,向东方进行贸易/海盗/殖民活动,它发行股票和债券,国债作为财政收入形式在荷兰确立。此后,欧洲发债中心转移到英国。

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发行多种短中期债券,形成了最初的证券市场。

南北战争时期,北方缺军费,于是发行政府债券,一年之内北方联邦政府就筹集了4亿美金。19世纪40—50年代由政府担保的铁路债券迅速增长,推动美国铁路建设。

19世纪末到20世纪,欧美资本主义各国相继进入垄断阶段,为确保原料来源和产品市场,巩固殖民统治,股份公司发行大量的公司债,逐渐形成多样的债券体系。

我国历史上,国家财政收入主要靠税收,近代国债在清朝末期才出现,比如1894年的息借商款、1898年的昭信股票。

国债与税收相比,更能使国家突破自身条件边界,进行扩张。

发债是借百姓手里的面粉,将蛋糕做大,再进行分配,分配到居民手里的蛋糕,实际上变大了;征税是“切走蛋糕”,切完居民手里的蛋糕变小了。

当国家需要抵御外敌、对外扩张、建设基础设施时,需要获得大量资金,而征税对百姓的冲击很大,中国历史上的动荡更迭,很多与税收、徭役有关。欧洲国家发行国债,是国家将未来的收入转移到当下,既弥补了当时的资金需求,又避免了加征税收对居民造成的冲击。

5、中国需同时进行对内政治整合与对外拓展

中国傲立世界之巅几千年,得益于核心区富饶平坦的地理条件,及统一且稳定的庞大市场。然而,正是上天赐予能养活千万亿万人口的海量财富,使古代中国陷入另一种形式的资源诅咒——始终依赖农业与税收,放弃海洋贸易与其他融资模式,财富积累始终受限于土地生产力。

世界逻辑已由狭窄的大陆,转向广阔无垠的海洋与大陆,中国经过百年奋斗,扭转颓势,改革开放几十年中,国力大幅提升。

然而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贸易摩擦硝烟弥漫。未来需要同时完成对内的政治整合,及对外的不断拓展。

中国规模超大,地形复杂,在胡焕庸线以东经济富庶,人口稠密,西部则落后,人口稀疏。

如果生在甘肃的村庄,可能是这样的。



如果生在贵州,推开家门可能是这样的。



在对外开放前,首先需要进行政治整合,然后再融入世界经济秩序。否则,国内不同板块之间的差距,会不断拉大,最终造成沿海地区与国外的距离,远大于和中国内地的距离,社会将严重撕裂。

于是,中国进行了战略性的大基建、精准扶贫等。

在甘肃、贵州,出现众多世界上最高难度的道路、桥梁、隧道工程。



田宁高速 甘肃田宁沟大桥



贵州六盘水北盘江大桥(世界最高桥)

发达的交通网络,降低了欠发达地区的交通成本,使其与发达地区更快速沟通连接,形成整体。政治的整合,为中国庞大的统一市场提供了稳定运行的条件。

此外,中国自古就有胸怀天下的普遍主义精神基因,在全球化的今天,更需要辽阔的视野。

不仅不能将思维局限于中原、汉族、儒家文化,甚至不能局限于中原、草原、高原等国内板块,而应深入海洋和陆地,借由漫长的海岸线和陆地纵深,以东亚、亚洲、亚非拉、全球为单位,思考自身定位,谋划未来路径。

于是,中国有了一带一路计划、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亚投行等宏观战略。相信未来会有更大的框架,将其他地区融入进来。

由此,中国的制造业产能、基础设施建设能力等,可以通过框架结构,输出至全球各地的毛细血管;当地经济的培育与发展,又为中国带来原材料、外汇等;体量庞大的中国市场与国外市场水乳交融,人民币的影响力将扎根四方。

这一过程,会由外及内地拉动中国金融市场、民间信用结构变化,也会加速国内制造业转型升级、技术变迁。

这种外力,与内部“中国制造2025”结合,叠加中国科技界正在酝酿的“原创性交叉性颠覆性技术”研发等项目,以及万千企业和亿万人民追求财富的不懈努力,中国崛起动力强劲。

到那时,才有真正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才有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总结

中国与西方的不同,源于完全相反的碗状地理条件,这不是地理决定论,而是地理约束论。地理与气候,会严格限制区域的资源禀赋、人的行动范围,从而决定不同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例如大河流域容易形成定居模式,而草原区域容易形成游牧模式。

众多拥有相同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人,聚集在一起,形成语言、文字、文化,并联结成政治实体。中国与西方便形成了迥异的政治结构。

不同的政治结构形成不同的货币体系,中国形成了中央财政货币体系,西方国家形成了银行信用货币体系。在对外扩展或战争中,西方国家通过发行国债融资,而中国始终依赖税收,使得古代王朝很难突破自身能力边界,甚至不主动突破边界,视野局限于大陆区域。这种新型的资源诅咒,拖拽了近代中国。

如今中国已然觉醒,我们需要同时进行对内政治整合及对外深入拓展。内需很重要,但目光再不能局限于中国土地,而要积极拓展海洋与大陆纵深,将市场拓展至全球。由外向内拉动改造升级,与内部推力叠加,交替共振式发展。

相信我们会更好,相信贸易摩擦只是道路上的小曲折,经济与技术的全球化,从来都是不可逆的。

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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